沈昌文捡到“白菜”和“黄金”

　　捡到了“白菜”和“黄金”

　　我之所以知道引进漫画家朱德庸、蔡志忠、几米等的作品，就是从这些报纸上看来的。

　　我最受用的是出版蔡志忠的漫画，他用漫画的形式弘扬中国文化，受到很多人的欢迎。“文革”时，冯友兰、郭沫若，还有我非常相信的一些大教授，都是骂孔子骂得一塌糊涂。等到拨乱反正了，国内也没有人讲孔子的好话。所以一看到蔡志忠的作品，我高兴极了。

　　后来国内掀起“蔡志忠热”，很多人通过蔡志忠来进行国学的启蒙。我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也觉得很可悲。我和蔡志忠现在还是好朋友，最近一次在台北见他，他请我们吃饭，饭菜非常丰盛。但是作为主人他一点都不吃。原来是遵照古书上的规定，每个月有几天要不吃饭的。我觉得台北很多朋友，真的是不但相信中国文化，而且在身体力行地实践中国文化。

　　至于香港方面，我得益于一个人，也是著名新闻人，罗孚。他对我的影响很大。第一是介绍金庸先生给我认识，《金庸全集》的出版就仰仗于他。金庸和他是好朋友，我到香港，金庸一听是罗孚介绍，非常重视。所以后来对我不满的人说，沈昌文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在书店外面捡了大白菜，还在店门口捡了黄金。“菜”是蔡志忠，“金”是指金庸，那两套书给书店赚钱了。所以那也对，没什么了不起。

　　罗老还教了我很多办法，都是当年共产党人在香港统战的办法。对我来说，就是要把出版活动放在普通人际交往之中，表面是人际交往，实际上有政治内容，出版做到这个境地，便是“化境”。

沈昌文

　　另外，我提出，做文化，要有对社会发展变化趋向的敏感。现代化的过程都差不多，别人经历的，我们迟早也会经历。我从国外引进《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都是出于这种理念。它们在国内都引起一定反响。

　　我和文化圈很多大家都有交往，有人说沈昌文如何有能耐，这是说得过分了。沈昌文还是那么窝囊，还是那么差劲，只是时代变了。举个例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去北大，要见教授，必须通过校党委;校党委再找人事部门;人事部门再给我约时间;然后去教授的办公室。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到北大，就能够自由进出教授的家里。我印象最深的是金克木教授，我去约一篇稿子，他给我们交了5篇。在门口已经握手告别了，在门槛上他还要跟你谈15分钟呢。钱锺书也有讲不完的话，滔滔不绝。那时候多年不开放，大门忽然敞开，老知识分子们的劲头都起来了，不可遏制。

　　我也曾得罪了很多人。很多知名学者写文章，故意追求学术化，弄得我非常苦恼。我原来的领导陈原曾1000次问我，你拿回来的文章有没有做到“readable(可读)”，如果没有做到，思想再深刻也不可能流传。写纯学术、看不懂的文章是没有出路的。这一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吕叔湘先生，他除了研究学术，还写了很多普及读物。我读了他关于中国人学英语的文章，才知道了那么多讲究。我们谈起来也非常投机。现在的学者一有学问就喜欢艰深，过去不是这样，像金克木、张中行，这些老人都平易极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退休后，我找各种借口让自己还能混迹江湖，不至于真正退下来。我到处“帮闲”，可以用恶劣的词语来概括我退休后的行为：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和文化人吃饭聊天，向他们表达衷心爱戴，然后，才能“盗窃”他们的智慧。在国营单位工作，当然不能贪污腐败，但是“盗窃”无形资产，借工作之便向有学问的人学习，那应当是合法的。“出卖情报”多半指给别人提供一些信息，开开座谈会，某些单位很客气，还给我一定数目的费用，于是我就在家里“坐以待币”。

　　但是，眼下精力衰退，连这些不良作为也做不到了。

　　很早之前，我就说自己是“知道分子”。第一，我没学历，怎么能叫知识分子呢?第二，我看现在社会上的讨论，对知识分子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要求他们关心社会，提出批评。我都做不到。我和一些老教授接触比较多，我发觉他们做研究真是费功夫，那必须挡掉很多事情，心无旁骛。我看现在的人，不一定有这个心。但有一点比较好，就是现在出版业很繁荣，你们年轻人不知道无书可读的可怕。不管如何，书多了，总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