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名人沈昌文洽谈岁月的孤本 回忆自己过往艰辛

　　喜欢的读书的朋友一定会了解沈昌文，他是出版界的旗帜和灵魂人物，被誉为“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老人现如今已经是83岁高龄，2014年8月，他的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再版。他青年时，对知识的热爱改变了沈昌文;人到中年，对知识的执着成就了他;晚年，他的记忆中，都是那些知识分子朋友。他的一生，都是在和书、和知识分子打交道。

　　他们让我变成了今天的沈昌文

　　在北京工作生活了60多年，但坐在记者面前的沈昌文，一开口，仍是少年时从十里洋场带过来的旧上海口音。这种口音，你除了能在解放前留下的上海电影中听到，在现在的上海人口中也很难寻觅了。老先生成了岁月的孤本。他所讲述的读书、知识分子，也是孤本。

　　我是从上海底层出身的，像我这样，了解老上海底层社会，以后又到北京成为文化人的很少。我的爸爸是上海人，妈妈是宁波人。3岁时，爸爸就去世了，从五六岁开始，我就寄人篱下。我妈妈给人当保姆，上海话叫“娘姨”。我跟着妈妈住别人家，一天到晚学的就是察言观色，所以我从小就很“识相”。14岁时我到银楼做学徒，老板对我很满意，后来又当了账房。1947年前后，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不久禁止黄金买卖，店就关门了。老板把我留下伺候他的朋友饮宴和打牌，我成了一个上海滩的小“仆欧”(boy)。

沈昌文

　　在这个阶段认识的一些人，让我变成了今天的沈昌文。第一个影响我的人叫刘硕甫，他在汪伪政府任过职，但对我来说是个好人。他教我练书法，讲“写字如做人”，高明处要“意到笔不到”，还教我读《古文观止》。对我帮助最大的则是几个地下共产党，他们经常来吃饭，让我送信、买报，我受他们最大的影响是在他们的鼓励下学了俄语。

　　我始终记得祖母的教育：“要记得自己是好人家子弟”，千方百计地寻觅补习的途径，使自己有一技之长。起先找到函授学校，通过函授学速记、学会计，后来又出门上夜校。曾经在五六年的时间里，我前后上了14所补习学校，学习了多种技能。这还不算，早上5点钟，我就到法国公园(现上海复兴公园)听人讲英文。我至今还记得公园有位丁文彪先生，是留英的博士，听他讲英文和西方历史、文化，让我大开眼界。

　　此外，老板的弟弟赵振尧先生也给我很大影响。他1946年前后自大后方来上海，给我带来了第一本我接触到的新文学作品《萧红小传》。后来他还给我带来一本讲希腊神话的书，我才知道了外国文学。他是真正的文学青年，从他口中我第一次听说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大名，促使了我主动去阅读。到了解放前后，我也自居文学青年，开始不读八卦小报，而读《文汇报》《观察》等。

　　1949年，三联书店在上海招考，我满怀热情，写信去报考。我以为像三联那样的革命单位，一定会欢迎我这个自学成才的工人。不料三联回复我，说要的只是大学生。后来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招考，上海人都是很“滑头”的，我自己刻了一个“学习报”的图章，说“介绍本报记者沈昌文前来应考”。我考得也不错，就被录用了。1953年，单位查清了我的底细，决定开除我，但因为我自学俄语，翻译的俄文书出版了，领导觉得我也是个人才，才又把我留下了。我感觉自己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中间，真是如沐春风啊，那里都是出版界最有学问的人，听他们高谈阔论，多好的感觉!

　　我翻译的书出版后，工资一下子从33元提到99元。1954年8月开始，我当上社长秘书。1960年又入了党。我发表过文章，又出过书，还有点小聪明，于是我也成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开始走上领导岗位。1986年三联书店重新独立，我担任总经理。我们过去学习苏联经验，把出版工作管得很严，新形势下面临很多新的问题，我就千方百计谋求新的突破。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跟台湾建立了出版方面的联系。因为有不少熟人，我和台湾的出版商谈得很投机。为什么呢?都是老上海，我们用老上海的语言谈买卖，“闲话一句”(上海话，“没问题”)，我们便很爽脆地达成共识。

　　但是和台湾搞关系，当时的我也很辛苦。凭我在三联书店的级别，还订不到台湾报纸。邮局把台湾报纸归类成间谍报纸，香港的算反动，它比反动还厉害。我只能请台湾《中时晚报》的朋友，把他们编辑部剩下来的报纸的文化副刊寄给我。邮寄的方式采用的是“裸寄”，不用信封，就那么一裹，上面卷一道箍，一看就知道是报纸，便于邮局通过。这让我得到台湾的很多文化信息，不断有点新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