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自由软件之父理查·马修·斯托曼的自由精神(2)

　　“自由软件”不仅意味着开发者需要将源代码公开，提供给需要的人，还意味着软件不能被后续的迭代开发者或企业用于专有目的，即不能“非自由化”。这与主流的知识产权观念相抵牾，而斯托曼甚至不承认知识产权的存在，认为它是一种欺骗。

　　斯托曼认为，一款软件如果不能满足上述标准，就是“非自由软件”，其特点是软件控制用户，而软件拥有者控制软件。他宣称，这是一种“非正义权力”，属于“数字殖民”。

　　然而，在大公司主导软件开发的当下，真正“自由”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少之又少，基本局限于GNU/Linux平台及相关应用程序。斯托曼当然不肯选择“非自由软件”，这就导致了他的选择余地很小，陷入了一个有关自由的悖论。

　　他的办公设备是一台古老的上网本，屏幕仅有10英寸大小，CPU则是非主流的龙芯处理器。由于硬件配置远远落后于时代，这款设备的性能非常低下，就连打开网页的速度也要比主流笔记本慢很多。

　　但是，当被问及为何不换用ThinkPad或MacBook时，斯托曼的不屑溢于言表：首先，这台电脑的性能已经能够满足他的需求;其次，它能够在BIOS、硬件驱动、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层面上全面使用自由软件，这是其他笔记本都做不到的。

　　他不使用智能手机。事实上，他甚至不喜欢看到别人在他面前使用搭载封闭系统的iPhone，而Android手机也只是勉强可以接受。当他需要打电话时，要么使用固定电话，要么借用别人的手机，因为“这样“老大哥”就不知道是谁在打电话，也不知道我在哪里了”。

　　斯托曼厌恶手机，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手机必然会收集用户数据，并提供给NSA(美国国家安全局)等政府机构。他说：“手机的基带芯片有一个通用后门。当我们谈及Android等系统的自由软件时，一般停留在用户软件层面;但基带芯片搭配的软件绝不是自由软件，NSA能够借此获取数据。”

　　大公司的贪婪

　　斯托曼毫不掩饰对大公司的憎恶。“非自由软件的恶，源于大公司的贪婪。”苹果、微软和Facebook等公司罪大恶极，只有谷歌尚可入得法眼，但也不过是“尚未变坏”罢了。

　　那么，这些公司是怎么作恶的呢?斯托曼认为，他们将软件改造成“恶意软件(malware)”。“他们的软件会监控或是限制用户，即所谓“数字手铐”;他们植入后门，甚至把数据上传给审查机构—苹果是始作俑者，而微软亦步其后尘。”

　　在他看来，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是一个“聪明而贪婪的商人”，而苹果已故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是一个“邪恶天才”。谷歌的两位创始人拉里·佩奇和塞吉·布林，因Android允许用户安装未授权应用而得以幸免。

　　这种偏激的人物评价方法已经让斯托曼遭受了不少非议。3年前，当乔布斯去世时，斯托曼在个人网站上称，“我不会为他的死而高兴，却会为他的离开而高兴”。此言一出，舆论一时哗然。

　　而在上周末接受采访时，斯托曼对此解释道：“我不会庆祝任何人的死亡;但是，我很高兴乔布斯不能够再危害人间了。”他认为，乔布斯是一个“邪恶天才(evil genius)”，他弄懂了如何把电脑打造成数字监狱，并让它们光彩动人，使人们自愿“入狱”。

　　他的“结案陈词”是：“乔布斯造成了永久的伤害;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在竭力消除这种伤害。”他还表示，苹果设备的“越狱(jailbreak)”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的，甚至应该立法禁止生产封闭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