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建民：走到枪声的最深处去

　　吕建民，《午夜微博》、《午夜出租车》的导演。这是个不安分的导演。吕建民说，“哪里有枪声，我就想到哪里去”。好的电影总是源自于现实的。

　　乍一听有中国电影人到索马里拍了一部电影，而且就是在去年索马里闹海盗的时候去的，真觉得不像眼下正安享好日子的中国人干的。后来见到导演吕建民，个子不高大，体型不壮硕，更不像有这样的胆魄。只有听他滔滔不绝谈起那些拍电影的细节，在他那里看到那些以“海盗”之名在全世界媒体飞舞的陌生面孔的照片，才相信：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吕建民

　　“哪里有枪声，我就想到哪里去。”吕建民天生喜欢冒险。近些年来，几乎世界上所有打仗的地方他都想方设法去一趟。什么利比亚、刚果(金)、伊拉克等，他都考察过想拍电影，只有索马里成了。

　　这部电影名为《索马里真相》，全长87分钟，主要讲述吕建民的剧组跟随欧盟军队出海抓捕海盗的一段经历，很快就会公映。吕建民把这部电影的类型定义为“真实电影”，说这是一种国际流行的片种，就是纪录片再加上一些人为的情节设置，但不同于我国传统定义的“纪录片”或者“故事片”。

　　在那里怕过吗?“在海盗村，我和海盗勾肩搭背。我想我总是笑脸迎人的，没有恶意又没带武器，应该没有什么可怕的吧?”可是现在想想，他又确实有点后怕。在索马里拍摄十几天，剧组出行时前有架着机枪的皮卡开道，下车有持枪拱卫的士兵;出海乘的是欧盟军队的战舰，可他多次听到不远处的枪声像我们的节日鞭炮般密集;曾经有一次，一群不明武装分子带走了隔壁酒店所有的外国人;和他们曾经乘坐同一架飞机的两个法国人现在已经落入不明武装分子之手。更别提街市上可以像瓜果蔬菜般买卖的各种枪支和那些曾经有意无意间对着他们的枪口。

　　但是，吕建民说，他还想再去，“漏拍了很多精彩的东西。”不过，团队没有一个人想再去了。

　　与时代共舞

　　吕建民最早也曾是长发飘飘的文艺青年，写过诗，上过作家班，当过记者，卖过化妆品，开过广告公司、音像公司，从事过房地产;他曾经腰缠万贯，也曾经一文不名。吕建民似乎总是时代潮头上的那拨人，赶着每个时代的时髦。这些年电影的势头很好，吕建民说他的文化公司也会顺势发展。

　　在电影圈，吕建民也已“混迹多年”，当过发行人、制片人、出品人、导演，不过他有另外一个赫赫名头：“地下电影教父”，是美联社曾经给他的称号。

　　地下电影，这个名词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早已成为过去式。当年拍摄此类电影的年轻导演，不少现在已经是中国导演的中坚力量。“‘教父’这个词只是美誉，我听着心里当然也挺美，但确实是高抬了我。”当年吕建民在广东开音像公司，公开发行过为数不少的年轻导演的地下电影。

　　“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怀着这样朴素的想法，没学过一天电影的吕建民，在发行、出品、制片的电影达到数十部以后，也干起了导演。他的第一部公映的电影是惊悚片《B区32号》，投资仅120万元人民币，票房1400万。但是他和影片也遭遇了汹涌的网络恶评。“简直是网络暴力。”吕建民为此两个月不上微博。

　　影片本身质量究竟如何?吕建民有一定的自信。他归咎于景观式大片倡导的观影习惯、观众的浮躁情绪以及当下社会所处的阶段：“大家的生活刚刚富起来，就好比去饭馆吃饭，一看麻婆豆腐20块钱，就说：为什么这么贵?超市里一块豆腐不是才一两块钱?你这个惊悚电影也没把人真的吓着，凭什么也好几十块钱?”吕建民相信，这种情形一定会随着我们越来越好的生活而改变。

　　发自内心为中国骄傲

　　吕建民说，通过索马里之行，他真的为中国、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这种感觉特别强烈、真实，特别发自内心。”

　　在出发去索马里前，剧组为大家都做了胸前印有中国国旗的T恤，吕建民笑说：“起初想的是紧急时刻用这个当‘保命符’，可是后来发现国旗印得有点太大了，那里到处是AK，远看像个枪靶子，想让大家都别穿了。”让他意外的是，在索马里，无论官员、平民、海盗，甚至是孩子，认出是中国国旗，常常会问：“CHINA?”然后友好地微笑，有人还会伸出大拇指。在索马里的各国人，也常常会因为看出他们是中国人，给予各种友好的对待和善意。“这种发自内心的骄傲不是我一个人有，我们剧组全有。”吕建民的翻译是华裔，但入了外籍，临离开索马里时，她在宾馆阳台上扯开嗓子，一会儿唱中国国歌，一会儿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吕建民说，他已经去过世界各地几十个国家，欧美大洋洲也曾涉足。“身处中国的时候，也会有各种不满，也会骂，但还是不想走。”这个福建人已经在北京扎下了根，忙起来有一帮天南地北、共同往前奔的朋友，“闲了洗洗脚、打打麻将，想吃什么喝什么就有什么”，就这么舒舒服服、滋滋润润，“多好。”

　　吕建民有一个愿望，那就是等公司壮大，自己赚够钱，就拿电影奢侈一番。200万，不要在乎票房与否，全凭自己喜欢。电影对他而言，除了事业，更是一种兴趣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