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岁艾滋女孩求学被家长赶走 班主任强留:一半学生转校

　　艾滋病，人闻风丧胆的恶魔，若身边有人染上，必定是畏而远之。一名11岁的女孩不幸染上了艾滋，求学之路坎坷无比，同学们的家长势必要将其赶走。

赤塅完小校长尹鹏波每周来莎莎家里给她单独上数学课

　　湖南宁乡县流沙河镇高山村11岁的女孩莎莎，本应该读小学五年级。两年前被确诊出艾滋病后，莎莎上学的努力遭到了其他学生家长的强烈反对，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拉锯，莎莎还是失学了。

　　“475除以5是多少?”5月13日下午，在湖南宁乡县流沙河镇高山村的一个深山小院里，赤塅完全小学(以下简称：赤塅完小)校长尹鹏波正在给莎莎上数学课。

　　莎莎列好竖式，商9，接下来几秒钟，捏了捏笔，不知道怎么算。

　　尹鹏波拿起笔问她，剩下25，5乘以多少是25?

　　迟疑了几秒钟，莎莎在竖式上面写上了“5”。

　　第二次失学后，尹鹏波主动请缨，为莎莎单独开课。

　　“这不是最好的方案，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流沙河镇中心学校联点人彭潘桃说。

　　宁乡县教育局官员则坦承，“现在的做法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艾滋儿童有受教育权利，但在目前情况下，保了一方，势必要牺牲另一方。”

　　专家估计，截至目前，我国像莎莎这样14岁以下的艾滋病感染儿童大约有8000人。他们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和莎莎一样的困境。

莎莎抱着玩具熊在自己的床上玩，自从查出艾滋病后，她不再跟姐姐同床睡觉，在房里又摆了张小床

　　莎莎的病

　　从流沙河镇出发，沿着663乡道，一直往西南山区方向走。四米多宽的柏油路，刚刚修好。太阳一晒，一股沥青味。

　　到了村里，沿着上坡路拐五六个弯，能看到零零散散的四户人家，莎莎家在最深处。

　　莎莎和爷爷吴应秋、奶奶戴淑英、姐姐莉莉住在高山深处的平房里。

　　5月11日上午，莎莎一个人在家。她翻出了父母的结婚证，照片上是两个穿着白衬衣的男女，盖章的地方写着2000年5月17日。

　　2006年3月，她七个月大时，妈妈因病去世;2015年4月，爸爸又因为艾滋病去世。这张照片成了她和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

　　莎莎的爸爸吴鹏飞究竟何时感染了艾滋病，现在已无从知晓。吴应秋记得，2010年，吴鹏飞从广东打工回来，曾和戴淑英说，他得了艾滋，会死。

　　老两口从医生那里打听得知，艾滋病是传染病。

　　吴应秋一辈子没出过湖南，他想的是，艾滋病不就是和非典一样，还没有瘟疫严重——在他的字典里，瘟疫是最严重的病。

　　2014年的一天，吴应秋发现，莎莎的左边脸肿起来了，带到镇上的医院去看，没查出什么问题。

　　戴淑英想一定是上火导致的牙龈发炎。很长一段时间，她每天给孙女冲板蓝根喝。

　　都不奏效。接下来莎莎的脖子上也出现了类似她父亲的脓包。2014年7月，长沙市第一医院，一份检验结果证实了吴家的担心——莎莎被确诊为艾滋病，来自母婴传播。

　　这意味着，当年莎莎母亲去世，可能也是因为艾滋病。“但是镇上只检查出来脑瘤。”莉莉回忆。

　　2014年9月1日，本是四年级开学的日子，莎莎向学校申请休学一个学期，辗转在长沙看病。

　　7个月后，莎莎的父亲病情加重，去世了。

莎莎的爷爷时常对着房间里一面贴满了两个孙女奖状的墙壁发呆

　　艾滋来了

　　葬礼上，吴应秋烧掉了儿子穿过的所有衣服、用过的被子、脸盆、水桶。

　　正是暮春时节，高山村盘山路两边的稻田马上要播种，烤烟已经冒出了小绿苗，鱼塘里的鱼游来游去。高山村有2000人左右，是流沙河镇劳务输出大村之一。年轻人们都外出打工了，村子里大多是老人和妇女，以及留守儿童。

　　这是高山村村民第一次知道“艾滋病”。

　　50岁的罗素珍总会想到一个场景，越想越害怕——吴鹏飞和他们一起打牌时，食指在舌尖蘸点唾沫，启牌，再蘸，再启。“不知道会不会传染。”罗素珍赶紧找到以前和吴鹏飞一起打过的扑克，扔了。后来一打听，其他牌友也把吴鹏飞摸过的牌扔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村民们像躲瘟疫一样躲着莎莎一家——村子里有红白喜事，只要吴应秋和戴淑英坐的那桌，大家尽量不坐;莎莎和莉莉上学路过邻居家，大家都躲得远远的;原来一直和莎莎玩的朋友，也不到她家里来找她了。

　　风言风语传到戴淑英耳朵里，她有点敏感。对两个孙女说，不要找其他小孩玩。

　　本已经住在高山最深处的吴家，一时间，从物理和心理上，都被高山村隔绝了。

　　面子上挂不住，吴应秋决定，一家人去宁乡县疾控中心做检测。

　　2015年4月20日，检测结果出来，吴应秋、莉莉艾滋病初筛的结果是：阴性。医生告诉他们，阴性就是没得病。

　　吴应秋拿着检测结果，挨家挨户找人絮叨“我们没有病”。几次下来，检测报告已经被揉得皱巴巴。

　　村民们敏感的神经终于稍微松弛了。但有村民还是发现了问题：怎么一直没有看到莎莎的检测结果?

　　高山村不大。莎莎的病，瞒不住了。

　　家长们坐不住了

　　断断续续休学一个学期，2015年4月，莎莎要回到学校读书了。因为已经到了后半学期，她只能继续留在三年级。

　　赤塅完小，是赤新村和高山村两个村子附近唯一的学校，一共六个班，一个班就是一个年级，有30个左右的学生。

　　莎莎得病的消息，像病毒一样，从高山村到了隔壁的赤新村，以及三公里外的赤塅完小。

　　回校第一天。班主任杨老师把莎莎的座位安排在教室紧靠墙的一边，自成一列。

　　初夏时节，天气渐渐热起来，莎莎左侧脖子上的淋巴已经在流脓，招来了蚊子和苍蝇，老师给她脚下点上了蚊香，还跟其他学生强调，要多照顾莎莎。

　　赤新村村民陈大姐听孩子回来说起，满脑子都是蚊子叮完莎莎，再叮自家孩子的画面。她跟老公说，赶紧去找学校。

　　住在陈大姐家对面的闽奶奶也着了急，孙子的爸妈都在外面打工，孩子被传染了可怎么交代。

　　莎莎同学玲玲的爸爸杨波也坐不住了。

　　第二天一大早，还没上课，十几个家长来到学校找校长。

　　玲玲记得，那天早上，学校操场上停满了摩托车——都是来找校长的家长。

　　家长们向校长建议，让莎莎回家去治病，不要再上学了。“村民们都知道她爸妈是怎么死的，评论很不好，不能让她和我们的孩子混在一起。”杨波情绪有点激动。

　　按家长们的回忆，当时校长和班主任拿出了艾滋病宣传手册，跟家长们说，艾滋病的传染方式只有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三种，不可能通过蚊虫叮咬和日常交流等方式传播。

　　班主任杨老师则近乎哀求地跟家长说：“让她在这读书算了，没有问题的。”

　　沟通无效。

　　看学校没什么动静，家长们陆陆续续把孩子转到其他村的小学，几天下来，莎莎班上有一半的学生转走了;还有一些，干脆在家里待着，不来学校;其他班级，也陆续有学生转走。

　　“当时班上只剩下五六个同学。”玲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