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首胜！ 男子状告单位歧视艾滋病人获胜

　　阿明站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告席上，此刻的他内心难以平复因为他胜诉了，被告是他的雇主，广州一家事业单位。此前他在上诉前曾被多人劝他，“民告官等于以卵击石”，但是今天的他胜诉了。

　　这是广东省第一例“艾滋病就业歧视案”，也是国内第一起用人单位以劳动者感染艾滋病病毒为由侵犯劳动者权益败诉的案件。

　　阿明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走进法庭，事实上，打官司是他做过的“最招摇”的事。从小到大，他很少跟人发生冲突。他性格沉稳，说话时通常保持着平和的语调，就算生气也很少直接表现出来。

　　他是家长眼中的好孩子，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在众望所归中考入了国内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还是老板眼中的好员工。

工作

　　他看起来也确实如此，穿着领口卷边的T恤，裤子也已被磨得褪色。他工作认真，作息规律，有些“宅”。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他是拥挤人群里最普通的一个，毫不起眼。

　　2015年11月的一天，他所有的“平凡”和“优秀”都在一夜间过去了。在单位组织的事业编制招聘体检中，他被检测出HIV抗体阳性，成为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往后的日子里，这几乎成了他唯一的身份。

　　他因此被单位要求“离岗休息”。尽管他多次向领导说明自己“在工作上完全是一个常人”，也举出各种科普知识，证明自己在工作中完全可以杜绝病毒传播，不需要“隔离治疗”，但总被领导“好心”地劝回。

　　他用过很多方式去维权。最后，他选择了打官司这条“唯一能走的路”，然后在被不断受伤害中“越走越坚定”。

　　一

　　阿明2012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原单位，那是广州一家食品检测机构。对他来说，这几乎是最理想的工作。他规划好了自己的职业道路，如果不出意外，“会在这里一辈子，安心做科研”。

　　他感觉自己进步很快，“领导也很器重”。单位的环境也让他觉得很轻松，在他的印象中，“领导就像个大家长，比较和蔼，也愿意亲近员工，威严中带着一些温暖和关心”。

　　机会也来得很快。2015年10月，阿明等来了一次事业编制招聘考试，报考了原单位的原岗位。这是他职业规划中的重要一步，“科研工作最好有一个编制保障以后的生活”。

　　笔试和面试都很顺利，在30多名竞争者中，他的总分是第一名，一只脚踏进了期待已久的编制。

　　紧接着是入职体检，他去医院做了一些常规的检查，测身高，做胸透，然后抽血。他并没有把这道“例行公事”的程序放在心上，从医院出来后，他就回家等待着那个“已经在路上”的聘用通知。

体检

　　几天后，他确实等来了通知。只不过电话里，领导通知他体检不合格，“需要复检”。这条始料未及的通知很快冲淡了他的喜悦，他甚至隐约感到了一丝恐惧——因为自己之前发生的不安全性行为，他想到了那个从不敢想象的东西：艾滋病病毒。

　　复检是在一个领导的陪同下去的。虽然已经有些准备，但当看到体检表格上“HIV筛选”这几个字时，这个“遇事从不慌乱”的年轻人还是一下怔住了。

　　“当时完全蒙了，感觉整个世界都没了声音，甚至都有点走不好路。”直到现在，那种“天塌下来”的感觉依然让阿明记忆犹新。

　　那时他和不少人一样，以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就是得了绝症，“活不了几年了”。

　　开始几天，他整夜睡不着觉，就在网上查找关于艾滋病的信息。了解的多了，他也慢慢接受了自己被感染的现实。等到他去疾控中心领确诊证明，以一名感染者身份登记时，已经“比较平静了”。

艾滋病

　　大多数时候，他都和一个健康人没有任何差别。在药物的帮助下，他已经学会了和体内那些含量极低的病毒和平共处。除了避开那些特殊的传染途径，对他来说，感染后的生活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不过是每天晚上10点要定时口服的3粒药片。

　　可他刚刚适应“新的自己”，就被领导请进了办公室。在那几个和善的面孔前，他一开始甚至有信心说服他们，“告诉他们我很安全，大家也会很安全”。

　　他搬出的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卫计委关于艾滋病防治的知识，领导根本就没听进去，只是坚定地告诉他，“工资照发，你要回家好好养病。”

　　他还记得有位领导一本正经地为他指明了一条出路：“像你这样的，以后出去摆个地摊也可以生存。”

　　阿明又列出很多法规来证明，单位要求自己“离岗休息”是违法行为。可对方也拿出一项早已准备好的法规，1991年发布的《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上面写明：艾滋病病人或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要“隔离治疗”，直至“医疗保健机构证明其不具有传染性时，方可恢复工作”。

歧视艾滋病人

　　白纸黑字的规定让阿明没法再有任何辩解的余地。那次谈话后，他被拒之于单位的大门之外。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些法律明文规定要保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合法权益，有些法规又对他们“特别照顾”。他用了近两周的时间，每天都在网上搜集资料。

　　“查阅很多新闻报道和法律法规，很多资料的时间跨度都比较长。”那段时间，只要是下班或者周末，他都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对着电脑。

　　最后他用3天写了一封自认为“有理有节”的建议书，分别寄给了人社部和国家卫计委。他相信，自己的建议理由充分，“应该能得到一些有意义的回复”。

　　两个星期后，他收到了国家卫计委的回信。上面写着：“您来信提出的意见、建议对我们改进工作很有帮助，原信已做留存参阅……”回信客气地告诉他，不属卫生计生部门工作职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