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间

五四运动时间经过

　　主要经过

　　北京学生运动

　　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919年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这四条办法是：(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各省于1919年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四)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13校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决议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最早到达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天安门前金水桥南边高悬的一副对联引人注目：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烧掉赵家楼的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北京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1919年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1919年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1919年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五四”发生以后，作为点燃五四之火的大总统徐世昌也与教育总长傅增湘等人在总统府密议，最终讨论的结果是对学生运动不应操之过急，而要采取怀柔、软化政策。1919年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1919年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著大批军警，戒备森严。1919年6月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1919年是中国大变革的时代，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觉醒， 学生的爱国运动更是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 为了反对不平等条约的签定， 学生游行的队伍包围了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 爱国热情高涨的学生冲破卫兵的阻拦， 冲入私人住宅， 于是发生了打人和放火的事件。 火烧赵家楼事件发生后， 获得了全国上下欢呼声， 在全国人民爱国情绪高涨的气氛中， 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还有足够冷静的头脑进行思考， 而且有足够的勇气发表不同的观点。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当时北京大学讲师梁漱溟：“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于他。”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理智啊。 爱国并不能赋予我们违反法律的权力， 犯罪应该由法律去制裁。 梁漱溟的言论一出， 马上被全国人民的反对声淹没， 这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一个鲜明的观念： 只要目的是正义的， 可以不择手段， 即使是使用暴力也是合理的。

　　上海工人罢工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1919年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自此起，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了上海。

　　1919年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1919年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文界响应

　　1919年6月23日，由阮真主编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刊，发行所设在门帘桥省教育分会事务所内。张闻天，沈泽民(茅盾之弟)为编辑科科员，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该刊及时报道南京、江苏及全国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围绕如何“改良社会”这一中心问题，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批判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旧习惯，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并介绍各种新思潮(该刊连续出版了70号，至9月11日停刊)。阮真在该刊最后一期的《编辑科经过报告》中这样写道：“……真(阮真)于发表来稿，重思想不重文字，尤以改良社会及改良教育为救国初步之方针，此本刊之微意也。”

　　中国收回主权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倡议的华盛顿会议召开。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还在华盛顿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抵制日货

　　1928年5月，南京成立了"首都各界反日运动委员会"，痛陈国力衰微，经济绝交乃是阻止日军侵略的惟一方法，号召对日进行经济战。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在当时执政党的大力推动下，激荡全国。违反抵制日货者，甚至被剥夺一定的公民权。这种经济上的坚壁清野，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悲壮抗战 。

五四运动的抗议

　　军警反应

　　对学生恭敬有加

　　中国历史上，读书人的地位向来较高，有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说，读书人也常被称为“学老爷”。张鸣在《北洋裂变》中有如是论述：晚清时节，士兵们就不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比我们大一辈。

　　五四运动中尽管有敢杀人的主——山东镇守使马良，不过他杀的也不是学生。马良是回族，面对学生运动，他也无可奈何，不过后来他发现有回族参与其中，于是便抓了几个回族，并杀掉其中的三位领袖。杀完人的马良声称，我抓自己人，杀自己人总没人管得了吧。

　　不过除了马良，再无其他人有这般胆子了，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下，连大总统徐世昌最后也服软了，面对被捕的学生，徐世昌只得派官员前去道歉，不过学生不买单。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又派人道歉，学生才肯出来。到后来，简单的道歉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要求了，甚至预备汽车燃放鞭炮也不能把这帮大爷们请走，于是当时的总务处长只好向学生作揖恳求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赶快上车吧!”在如此待遇下，学生们才选择昂然回到学校，享受英雄归来的荣耀。

　　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刘仁静与张国焘这二位先生，他们是中共的创始人，可谓特别能战斗的典型，而且是典型的一碰即碎的人物。军警面对这样的大爷，能不头疼么?要让他们回学校，光叫老爷那真是不够的，只得鞠躬哈腰，央求半天。

　　章宗祥被打时无动于衷

　　据当时记者报道，五四当天，步兵统领李长泰劝聚集在天安门的学生散去，有学生骂他是“卖国者”，他回答：“你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了么?”并表示愿意为学生传达意见，但恳请学生不要用野蛮的方式，当学生回答自己极为文明后，这位长官便坐车扬长而去。

　　事实上，当学生闯入赵家楼，放火烧房时，全副武装的军警都不为所动。其时，章宗祥遭学生毒打，全身50多处受伤，而在场的几十个带枪军警竟然束手无策，他身边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说：“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学生)。”

　　当时李长泰抓住了几个掉队学生应付差事，当需要指证时，这些在场军警无人愿意出来指证。甚至是那些被学生打伤的军警，也不愿意出来指证学生，他们声称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人，“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

　　被人打了都不敢指责，这得怕到什么程度?

　　军警跪地哀求学生

　　其实在五四之时，军警为求学生不要游行，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据张鸣《北洋裂变》一书介绍，当时北洋政府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境界，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学生的爱国热情，称他们“纯本天良”，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学生，把运动平息下去，这必然导致所谓的镇压不力。

　　1919年5月25日，大总统徐世昌颁布命令，要求对上街的学生“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但学生不为所动，依然上街游行抵制日货。据当时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回忆，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其时的军警也很为难，要维持秩序又不敢下手，结果只能窝窝囊囊，被动的接受学生的进攻。

　　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人回忆，当时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和中南海，要求见大总统徐世昌，但徐世昌避而不见，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出来奉劝学生：“总统不在，可以把请愿书留下;时间已经很晚，希望学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复。”但学生坚决不肯，一直耗着，接着开始有民众加入到请愿行列，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些洋车工人，他们甚至把一天做工的血汗钱都拿出来给学生买烧饼、茶水。

　　另据《档案春秋》文章的记载，学生在与军警对峙的过程中，处于完全进攻的态势，警察想维持秩序，而学生想办法挑事。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又出面奉劝学生，态度可说相当人道，吴说，待会天气要热了，大家还是早点回去睡午觉吧。学生的回答更调皮说：大人您年高，也要注意身体哦。吴回答说：客气客气。在得知学生只是为了宣示爱国之情，为外交作后援后，这位维护秩序维护者就放心地走了。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五四运动并不是一种暴力游行、纯粹反政府的运动。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学生都尽量与军警避免冲突的产生，而多数军警也以‘不作为’的方式暗中支持学生的运动.可见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是良心已泯。

　　内部矛盾

　　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但学生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现象。

　　五四运动当日，傅斯年任旗手，指挥整个运动，然而运动中出现的火烧赵家楼事件，使傅斯年感到不满，此时学生中又有人对傅斯年的做法提出异议，脾气火爆的傅斯年与学生发生争吵，愤而在第二天退出了学生运动。

　　另一五四风云人物罗家伦也遭到学生质疑，有北大学生写打油诗讽刺罗家伦，说他“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财;三字吹拍骗，四维礼义廉”，不但骂他长得其貌不扬，还骂他一心当官发财十分无耻，学生间相互攻讦由此开始。

　　面对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北洋政府也制定措施予以控制，1919年5月25日，北京政府下令各学校3日内一律复课，并以提前放假，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及外交司法官考试等手段引诱学生放弃上街游行。据彭明《五四运动史》记载，北洋政府提前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和外交司法官考试后，毕业生大多数参考，这些人占到了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北洋政府这一举措起到了良好效果。

　　五四之后，学生中开始出现更多负面现象，有人认为学生万能，视法律如无物，动辄掀起学生运动，甚至自选教员，对哪位教员不满便罢课要挟。查毓瑛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北大学生热衷于开会，每年大小会不下千次，而“关系学术的恐怕不能占百分之一”。有的学生以“五四功臣”自居，甚至印发名片炫耀自己。

　　五四运动后，旗手傅斯年开始反省自己，认为“半年新潮杂志的生活，说了许多空话”。深刻反省之后，傅斯年决定赴欧留学，要过一种新的生活，开始践行他所谓的“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要改造。

各方支持五四运动

　　相关团体

　　北京

　　国民外交协会：1919年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破土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少年中国学会：由一些不满现状、主张社会改造的青年组成。根据马志尼在西方创造“少年意大利”创建。1918年6月30日发起，7月1日正式成立。发起人是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钊、陈愚生、曾琦、雷宝菁、张梦九。王光祈是学会初期的主要负责人。学会存在达六年之久，先后入学会的有120多人。总会设在北京，在南京和成都设有分会，国内许多省份都有它的会员。在国外，旅居法国的会员最多。刊物：《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和《星期日》、《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1925年五卅运动兴起后，学会分裂，无形解散，停止活动。

　　新潮社：《新潮》(英文名称是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之意)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口号，与当时的《新青年》杂志相呼应。它是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团，主要发起人是傅斯年、罗家伦。该社1918年1月19日开始成立，19年元旦创刊《新潮》月刊，1920年8月15日正式改成学会。成立时会员21人，1919年底发展到37人。“五四”后不久，傅斯年、罗家伦先后出国留学，新潮社即停止活动。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会团，主要发起人是邓中夏、廖书仓等。1919年3月成立，1925年结束活动，会同曾发展到六七十人。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大学学生高崇焕、邓中夏等十九人发起。

　　民治主义同志会：1922年春天，由北京大学九个学生发起的。这九个人是王汝(后改名昆仑)、傅汝霖、钟汝中(后改名天心)、陈兆彬(后改名君朴)、邹德高(明初)、陈铭德、谭克敏、袁世斌、姜绍谟等。

　　实践社： 发起人李寿雍、许孝炎、邓文(火军)等。除邓文于1926年同李大钊先生一同遇难外，其成员大部分均倾向于支持国民政府。

　　兴中学会：发起人童冠贤、王次甫、王礼锡等。此派以不左不右自命，后来王次甫加入新政学系，童冠贤则在蒋战败时，“人弃我取”地当上了政府的立法院长。学会经费由商震供给。

　　国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5月1日在北京成立。

　　上海

　　国民社：1918年5月，中国留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罢学归国后，在上海成立了学生救国团。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国民社，1919年1月创刊《国民》杂志。国民社得到蔡元培、李大钊等的支持，团结了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会员近200名。

　　天津

　　觉悟社：为打破天津男女学生的组织分开局面，1919年9月16日创建。当时社员有21人，男女数量约等。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谌志笃等。这个组织比较严密，对外废除姓名，发展新社员必须有三名以上社员介绍，由全体社员讨论决定,他们用抓阄办法决定每人的代号，周恩来就是“伍豪”;邓颖超就是“逸豪”。1920年1月该社创刊《觉悟》，其中周恩来撰写《觉悟的宣言》等。后来周恩来、郭隆真等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觉悟社转地下。

　　广州

　　孙文主义大同盟：1927年1月26日广州成立，后改名孙文主义学会，因后来黄埔军校组织成立了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又改为中山主义大同盟。这个同盟是由八个青年发起的，即郭春涛、邓飞黄、李诚之、于振瀛、李世军、延国符、廖维藩、王炳钧，后来加入者有王立哉、范予遂、黄少谷(湖南人)等二百余人，后大部成员入汪精卫的改组派，并服务冯玉祥。

　　湖南

　　新民学会：共产党早期组织，1918年4月14日成立时，1920年底70余人。发起人毛泽东、蔡和森，包括李维汉、向警予、蔡畅、谢觉哉等。起初，“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192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半淞园主持在沪会员会议，讨论确定学会的态度是“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7月，旅居法国的会员在蒙塔尔集会，议定学会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新民学会便逐渐停止了活动。

　　四川

　　诚学会：是四川学生邹附初、陈铭德、郑献征等所组织，是企图插手四川政局的地方性组织。大部分是民治主义同志会会员，与四川军阀刘湘等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