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艾滋病患者公开征婚走红 同性恋问题被曝光(2)

　　有一次，魏建刚问刘石：“你愿不愿意站出来以感染者的身份去发声，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人做这件事情。”在周围的朋友及志愿者的鼓励下，他做出了公开身份的决定。

　　2013年7月，刘石在一场爱滋徒步发布会上首次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为了能让大家记住他，他给自己取了“刘石”这个名字，“好记”。1个月后，他来到北京加入魏建刚所在的组织，开始从事全职公益工作。

　　“尽管每月只拿五六千元的薪水，但能够满足在北京的开销了。”刘石为生病之后仍能够养活自己而感到骄傲。初次的曝光并没有带来如潮的关注。前来报道的媒体把视线放到了参加活动的一位影视明星身上。

刘石七夕征婚

　　一个月后由他策划的在西单门口公开征婚的活动，对他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影响。那年的七夕节，刘石来到西单大悦城门口，微笑着举起写有“我是艾滋病感染者，七夕征婚”字样的粉色牌子，向大众宣传艾滋病人的正常权利。次日，一条关于“90后艾滋病感染者征婚”的消息登上了各大网站的头条。

　　“几乎各大网站的醒目位置都是这条新闻。各大新闻客户端的页面，甚至弹窗也推送。”刘石有些窃喜，心里觉得“好牛逼呀，到处都是我”。很快，压力接踵而至。

　　第一通“问罪”的电话是上海的一位亲戚打来的，“你是感染艾滋病了么?”

　　“我只是配合当地的媒体做新闻，没感染。只是配合他们演出。”刘石慌乱极了，本能得想把事情隐瞒过去。紧接着是舅舅电话，“恭贺”他给家里人长脸了。

　　很快这条消息也被父母知道了，来自家庭的巨大压力让刘石后悔了一段时间。有些朋友也开始疏远他，甚至干脆不再联系。但他很快调整了自己，“我觉得自己还是做了件好事，觉得自己也算伟大了一回。”令刘石感到欣慰的是，周围真正亲密的朋友没有离开他，工作的伙伴也没有离开他。

　　但他始终对父母抱有歉意，“他们(父母的亲友)会想为什么我们家是这样?虽然见面的时候表面上依然和气，但背地里的猜疑甚至中伤早就把隔阂建立了起来。”

　　刘石在美国参加世界同性恋运动会。

刘石在西单门口征婚

　　生活若无保障不会选择公开

　　“如果没有公益组织的工作作为保障线，我确实不会勇敢站出来。这条保障线可以确保自己不会因为曝光而无法生存。”刘石坦言。

　　“一些人公开身份后最终却没能承受住后果。”他解释，身后没有保障，公开后遭受到的压力和歧视是一个人处理不了的，站出来也显得单一无力。

　　2005年，一段名为《以生命的名义》的视频向公众揭示了同性恋的艾滋病患者这一群体。视频中，北京某一大学学生大玮选择完全暴露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患病史，希望获得公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刘石说，事后学校很快便找到了他，建议他休学一年。一年后，以跟不上课程为由，建议他退学。所以，艾滋人群在生活中只能“躲躲藏藏”。

　　刘石的一个朋友也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有一天室友偶然间看到了他的药瓶，便“很关心地”问了很多问题。之后，委婉地表达了要他离开的意思。迫于压力，朋友不得不卷铺盖卷走人。有了“保障”的刘石也并非无坚不摧，无所顾忌。

　　“如果室友知道了有可能会把我赶出去。” 刘石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敢过于坦白，他表示自己也没有主动跟房东说过自己的病情。让他更不安的仍然是父母的反应，首次公开身份后，刘石和父母之间维持着脆弱的平静。

刘石在路边征婚

　　2014年，刘石参加了在美国克利夫兰举办的第九届世界同性恋运动会，在18-24岁男子组年龄50米蛙泳比赛摘得银牌。消息很快被家人知道了。

　　“妈妈知道我参加运动会后表达了不满，她觉得我过分的曝光会引来更多的指责。妈妈还说，‘你能不能为我们想想’。”刘石觉得母亲一直望子成龙，但自己得了病，身份又曝光了，妈妈这样的希望应该没有以前那样强烈。不过刘石认为，在母亲的内心深处至少有一块柔软的地方还是认可他的，“至少她会为我现在做的事情骄傲吧” 。

　　公开身份不是为了出名

　　“我去看病，医生建议我住院。但当我和医生说明自己感染HIV的时候，这个省级医院的医生连忙说，‘不用住了，回家吧’。”刘石的遭遇更加坚定了他为艾滋群体发声的决心。

　　“在全国能够完全公开身份的人，一只手就能数完。”刘石略带自豪的伸出手比划着，但他高调的宣传方式也引来“炒作”的质疑声。

　　“这些事情不是人们普遍理解的‘炒作’，而是一种为群体的‘呐喊’。 ”刘石认为，“既然选择站出来了，就有义务向大家宣传艾滋的常识，消除公众对它的误解。”刘石记得有次在出租车上和司机谈起了艾滋病的话题，“共用马桶圈都会得艾滋病”，司机的回复着实让他一惊。

刘石在征婚

　　“这样群体的人很多，他们表现出来的是无知。给他们宣传正确的理念，改变原有的想法，倡导平权，这是我一直也是未来要做的。”刘石笃定地说。

　　除了无知和误解，“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心态下的过分恐惧是导致歧视的根本原因。此前，上海有一档节目打算安排红丝带小学的学生去一般学校体验生活，和没有感染HIV病毒的孩子一起上课。然而却得到了这所学校几乎所有家长的反对。家长说我们也不想歧视，但这些艾滋孩子如果出现，我们的孩子就请假。

　　但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医务工作者对艾滋病人的“区别对待”，“这可能代表了一个更为严重的体制问题”。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中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在职场和学校这两类场所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歧视现象最严重，而医疗机构对感染者也存在着较高的歧视态度。

　　2012年11月，因术前被查出携带艾滋病病毒，天津25岁的肿瘤患者小峰(化名)在求医时屡次遭拒。在转入第三所医院时，小峰私改病历隐瞒病情，最终手术顺利进行。

　　不少网友斥责小峰隐瞒病情，但刘石觉得，这样的做法虽然有些不妥，但小峰终归得到了治疗，延长了生命。“我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和生活权需要得到保证。”

　　“希望有更多的艾滋病患者——无论匿名与否——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让更多人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刘石称，他希望公众明白一件事——艾滋人群和正常人是没有差别的。

　　艾滋病患者都是脆弱自卑的，他们渴望朋友，可渴望爱情，却只能躲躲藏藏地生活。刘石勇敢的公布自己是艾滋病患者的事实，渴求以真诚和坦诚为自己赢得正常的人生，让我们一起为他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