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现代经济成长(2)

     三

    说到资本主义,大家可能立刻想到资本主义经济第一位理论大师亚当·斯密(AdamSmith)的一句名言: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冥冥中如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带领达成社会全体的利益,而且比蓄意达成社会利益更有效。这就是斯密的私利公益调和说。

    为什么追求自利可以达成公益?在什么条件下追求自利才可达成共益?难道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抢劫、欺骗,也可以达成共益吗?当然不是!斯密是苏格兰格拉斯高(Glasgow)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在当时伦理学和经济学都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

    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性有利己的成分,也有利他的成分。利己让我们追求财富以及社会地位与名声,由此引申出“审慎的美德”(the virtue of prudence)。为什么追求自己的利益会成为美德?因为人要生存发展,不能不有一点物质财富,而人在社会中需要被认同、被肯定,有一点地位和影响力,觉得活着有意义。难道不能照顾自己由别人照顾自己才算美德吗?利他出于同情,看到别人幸福感到欣慰,看到别人不幸感到悲哀,由此引申出公平的美德(th e v irtu e o f ju stice)和仁慈的美德。公平是不减少别人的利益,仁慈是增加别人的利益。斯密的同情很像孟子的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然而利己之心强烈,利他之心薄弱,这是人性的本能。就像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但是,“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所以，斯密宁愿借助利己的努力去达到利他的目的。这是斯密和中国儒家最大的不同。用现在流行的话说,真是颠覆了传统的想法。

    在利他的美德中,公平是积极的义务,必须要求;仁慈是非积极的义务,只能期待。社会如能进入仁慈的境界,当然很好,但是最重要的是公平。公平才能和谐无争,使社会在安定和秩序中产生效率。斯密《国富论》中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如果未伤害到任何其他人的利益,则唯有为社会创造了新增的利益,自己才可能得到利益,而他所创造的利益,才是社会净增加的利益。

    任何生产事业,不论工业和商业,必须为社会创造增加的价值,自己才能从中取得一部分作为利润。市场上的竞争汰弱存强,使社会有限的资源流入效率最高因而利润最大的事业,使所有生产事业创造的总产值最多。因此我们不必每天想着如何利他,如何对社会有贡献,只要努力而又公平无欺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就可以有效成就社会的利益。亚当·斯密说,我们得到晚餐,并非由于屠宰商、制酒者和面包师傅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认为对他们自己有利。这是何等简单有效的机制,不过如果生产者和享用者都存着感恩的心,社会就更美好了。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促进了社会的利益,使经济持续增长,其所需要的技术条件,就是17世纪于欧洲兴起的现代科学和18世纪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提升了生产技术的水准,而科学研究的成果使技术取得持续进步的可能性。有持续不断的进步,才有持续不断的经济成长,就是所谓“现代经济成长”。这是中国在追求现代化以前所没有的现象。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曾经说:中国虽然富有,但却没有进步(成长)。

    斯密所说的公平近似儒学所说的义。个人在追求自利的过程中维持公平的原则,犹如明代士人“弃儒入贾”所强调的“以义制利”。不过务实的亚当·斯密对人的利他意志并不是很有信心,他宁愿让市场发挥公平的作用。企业生产过程中,不论购买原材料,出售货物或劳务、借钱、租房子、聘雇员工、都各有其市场决定买卖双方都接受的价格。不过问题是,市场不是都公正可靠；市场有时候被垄断或操纵。我们如果太鼓励追求自利,有时候会牺牲公平。所以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让利牵着鼻子走,以致侵犯到别人的利益,当然会引起怨恨,甚至发生冲突，让大家都受到伤害。

    此外,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自然资源耗竭的问题,在斯密的时代尚未受到重视,然而，孟子已经注意到了。孟子强调不能“竭泽而渔”,也就是缺少所有权的公共财富使用问题。由于无人主张所有权,所以缺少市场和价格节制,只有靠伦理或外在的规范来约束。

    四

    按照亚当·斯密人生三美德的说法,财富可称为经济价值,地位和名声可称为社会价值,合称世俗价值,公平和仁慈可称为伦理价值。

    人的行为一方面受价值引导,一方面受规范约束。社会的价值系统(valu e sy ste m)如果对各种价值有平衡的安排,使社会分子在追求功名利禄、世俗价值同时也重视伦理价值,社会就可以在富裕进步中，维持和谐,增进幸福。

    然而，在当前全世界热衷于追求快速经济成长的文化中,经济成就被置于最优先的地位,经济价值高于一切,伦理价值日愈退居不重要的地位;追求财富,不择手段,弊端就会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形下,自利不能充分达成公益的目的,利润也不能完全反映对社会的贡献,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就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后,众院政府改革监督委员会主席魏克曼(HenryWaxman)责问雷曼执行长傅德(Richard Fuld)说:“如今你们的公司破产,我们国家陷入危机,你自己却弄到四亿八千万美元。我问你一个基本问题:这样算公平吗?”

    2001年12月安隆案爆发后,美国国会于2002年7月迅速通过沙宾法(Sarbanes-OxleyAct),加强公司和外部监督。企业经营是否从此可以弊绝风清?答案大家都知道:不可能。美国麻州理工学院的梭罗(LesterThurow)教授说过一个很好的比喻:那些为了防范弊端发生所设计法规,就像还在打上一场战争的将军,这些法规如果存在,今天的弊端就不会发生,但不防止明天的弊端,因为明天的弊端会从新的漏洞出现。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外来法规的节制虽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内心对伦理价值的坚持,让我们有所不为。这正是儒家思想对当前这个功利社会能够做出重大贡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