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岁的杨绛安心“回家”他们仨终于能团聚了(2)

　　杨绛先生送给年轻人的九句话：

　　一、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二、如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三、有些人之所以不断成长，就绝对是有一种坚持下去的力量。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人要成长，必有原因，背后的努力与积累一定数倍于普通人。所以，关键还在于自己。

　　四、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五、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微笑的杨绛

　　六、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七、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八、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九、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我们和杨绛之间，隔了几代人。

　　当年她眼中的“年轻人”，现在已是我们眼中的“老先生”。

　　望着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很难想象他们在杨绛身边做“年轻人”的样子。

　　是的，她是穿旗袍的那一代，我们是玩“苹果”的这一代。

　　可是，为什么在今天，还有那么多人用“苹果”读杨绛的故事?仅仅因为她长寿吗?还是因为她是钱钟书夫人?

　　在杨绛的世界里，我们找到了一些答案。

　　因为她智慧而温厚，从不飞扬躁厉;因为她坚韧而幽默，从不忘记微笑;因为她勤勉而淡泊，从不追名逐利;还因为她求真而勇敢，从不说假话认假账。

　　我们怀念她高贵生动而深湛的灵魂。

　　我们惦记她，是在惦记这个时代缺少的美好品质。

工作中的钱钟书和杨绛

　　“我一个人怀念我们仨”

　　1977年1月，单位给了杨绛一串钥匙，让她去三里河新盖的国务院宿舍看房子。立春那天，杨绛母女由年轻朋友陪着，收拾行李迁入新居。杨绛怕钱钟书吃灰尘，把他当作一件最贵重的行李，下午搬迁妥当后，再用小汽车把他运回新家。

　　从此，一家人安顿下来，专心读书做学问。

　　钱瑗在北师大英语系工作，也像杨绛一样，为他人忙得像陀螺，没有自己的时间。

　　1995年春夏，钱瑗开始咳嗽，只当是感冒;当年秋冬腰疼加剧，起不了床，也只当是挤公交闪了腰。直到1996年1月，她连站立行走都已困难，住进北京胸科医院，临走前还轻松地对杨绛说：“妈妈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

　　3月，确诊是肺癌晚期。

　　外文所的薛鸿时曾回忆说：“那时钱先生住在北京医院，钱瑗的医院在西山，两个医院相隔很远。杨先生是又伺候钱先生，心里又想着女儿。”

　　钱瑗瞒着妈妈，只说是骨结核。杨绛明白女儿可能时日无多，但又瞒着钱钟书，说女儿能治愈，一年或八个月就能好。

　　钱瑗借故不让妈妈去看她，怕妈妈劳累，也怕妈妈见到她的惨状伤心。两人好不容易见面，“妈妈看着女儿，女儿看着妈妈，一句话都没有”。

　　1996年11月3日，医院给钱瑗发了病危通知，钱瑗的第二任丈夫杨伟成告诉了杨绛。8天后，杨绛到北京医院照顾钱钟书，钱钟书忽然对着她背后大叫了七八声“阿圆”，然后对杨绛说：“让小王送阿圆转去。”杨绛问：“回三里河?”钱钟书摇头，杨绛又问：“西石槽?”答：“究竟也不是她的家，叫她回自己的家里去。”杨绛答应转告圆圆后，他才安静。此后，钱钟书不再呼唤阿圆，也绝口不问女儿的病情。

　　杨绛最后一次见女儿是1997年3月3日。第二天下午，钱瑗就在安睡中去世了。杨绛还得到医院看钱钟书，只能在心里为女儿送行。她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告诉钱钟书。

　　百般思量，起初继续装作女儿依然安好。过了4个月，见钱钟书身体较好，杨绛才花了一个星期，一点一滴说出来。

　　“圆圆现在没病了”“她没痰了”“她不咳嗽了、能安眠了”，以及她如何比爸爸舒服。其实杨绛第一天说时，钱钟书心里就明白了，但到第七天明说“她已去了”，钱钟书还是体温立即上升。

　　不过，钱钟书从此也就心安了。

　　杨绛问他：“若我聪明点，还能骗你吗?”

　　当时已经不能说话的钱钟书摇头。

　　杨绛又说：“我要写一个女儿，叫她陪着我。”

　　钱钟书点头表示同意。

“我们仨”

　　一年后，钱钟书去了。杨绛兑现对钱钟书的话，开始写《我们仨》。

　　在她温润细腻的笔下，女儿活了，与妈妈相依相偎。

　　写到动情处，杨绛的泪水落在纸上，不能自已。

　　2003年，《我们仨》出版，扉页上一句“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叫多少人读之泪下。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杨绛曾这样感叹一家人的失散。

　　在《我们仨》的结尾处，杨绛把自己比作一个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病中，钱钟书曾向杨绛交代，他死后不留骨灰，不设灵堂，恳辞花篮，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杨绛说：“我自己，这样办得到;你嘛，就很难说了。”钱钟书说：“那就要看我身后的人喽!”钱钟书去世时杨绛赶到床前，彼时钱钟书已经合上一只眼，还睁着一只眼等待妻子。

　　杨绛帮他合上眼睛，轻轻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逃逃逃逃逃!”这是杨绛八妹童年时的口头禅，杨绛记忆深刻。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杨绛、钱媛、钱钟书

　　她最终逃向了世上最难的学问——古希腊语哲学读本、柏拉图《对话录》中的 《斐多》，一头扎进去，忘记自己。

　　“我按照自己翻译的习惯，一句句死盯着原文译，力求通达流畅，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我译前已读过多遍，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我感到女儿和钟书并没有走远。”

　　2000年，中译本《斐多》出版，被称为“迄今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学译本”。

　　要说杨绛一个人的生活有多精彩，恐怕是不可能的。

　　但要说有多悲戚，相较于其曾经历过的风风雨雨，为钱钟书、钱瑗，这三个人的家庭所共同经历的悲欢岁月，诸般体会，恐怕杨绛在窗畔灯下回忆过往种种，仍能笑得出来。那苦放在心里，是对不能一起共同生活的遗憾，对杨绛先生这般年纪，总要看淡，才有面对明朝太阳的勇气。

　　上世纪40年代初，钱钟书失业回了上海家中，虽然沦陷区生活艰苦，但钱钟书很满意，因为总算和家人团聚了。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当杨绛先生辞世的消息传来时，微博热评中频频出现这句话：“你们仨，终于又可以在一起了。”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她现在找到了。

百年杨绛

　　先生身上的那份从容，大气，世间女子再无人能及......优雅的先生，洗去百年尘埃，优雅的先生，干净地来，干净地走，优雅的先生，“回家”在天堂里聚齐“我们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