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回应北大起诉其侵犯名誉 称应该上法庭

    针对“侵犯北京大学名誉权”立案的消息，8天凌晨，邹恒甫在网上回应称“为揭露和尽量消灭教育界的腐败和淫乱，作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第一人应该上法庭”。记者随后通过微博私信等方式联系身在美国的邹恒甫，但均未得到他的回应。

邹恒甫

    昨天上午，记者就此事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瑛。刘瑛称，按照惯例，法院应在立案之日起5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给被告方，被告应在收到之日起15日之内提交答辩状。立案后一个月内应进行开庭。当事人必须在举证期限内进行举证，期限过后举证，法院将不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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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教授邹恒甫，在实名认证微博上爆料北大院长、教授和系主任奸淫餐厅服务员等诸事，近期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直到8月29日下午，邹才在微博透露“我和北大纪委监察室已经通了电话。我让他们知道了一些信息，并且已经发给他们一些材料。他们都收到了。”北大回应举报证据不是针对“梦桃源事件”。邹则在微博承认自己对于所说的淫乱问题是“太夸大了”。此前一周，作为爆料者的邹恒甫一直在现实中隐身，仅在微博上隔空喊话。把北大，把公众，把真相都晾在一边。

　　事实到底真相如何，自有澄清之日，双方被绑上“微博举报”的战车，又有庞大的社会公众群体见证，必有一方脱不了干系。但单就“邹恒甫事件”本身而言，邹恒甫的爆料，已经突破了微博举报的底线，给社会的基本伦理撕裂了一个前景堪忧的口子。

　　这一底线的突破，首先就体现在举报信息的高度模糊性。院长、教授和系主任，北大多了去了，不确指即是打击一大片。即使公众根据其工作过的北大具体单位进行推测，也仍然存在相关信息的模糊不清。这种模糊举报，本身并不符合举报的基本规范，却被许多人所忽略。如果我们允许甚至纵容这种举报范式的存在，只怕每个人将来都可能陷入被猜测怀疑的泥淖中。

　　“模糊信息”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就好像大门紧闭，人们视若无睹地走过，但如果半开半掩，人们多半会往里张望。而当这种猜测在较长时间内得不到求证澄清之后，人们就会产生失望和不予信任的情绪。邹恒甫如此长时间不就关键性问题进行回应，无异于摆了原本信赖他的公众一道，必失信于公众。如果我们允许甚至纵容这种开一个头就没影的举报，只怕微博将来就会成为含沙射影、相互攻讦的工具。

　　如果说北大最初“绝无此事”的回应，显得过于匆忙和急躁的话，那么此后北大的多方应对，从调查举报所涉事地点人物，到与邹恒甫多方联系请其提供线索，再到严肃查处的表态，则回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上，纠正了公众对北大最初回应所形成的偏见。用百姓的话说，球现在踢到邹恒甫这一边。邹恒甫的不应，显然就阻断了微博举报的良性互动机制。

　　由此看来，在“邹恒甫事件”中，已经没有胜利者。人们对北大的猜测，甚至对社会上有关问题进行由此及彼的联想，并没有停止，最终也会导致北大信任度乃至社会信任度的下降。邹恒甫也同样由于自己“夸大”的不当表现而失信于公众，让人们对公众人物的言行产生忧虑。

　　公众人物相对具有较强的公信力，对待公众人物的爆料，人们首先选择信任而不是怀疑。如果公众人物也可以不负责任地爆料，可以在微博这样一个公共舆论平台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那就无异于在人流密集的场所扔下一颗恐怖性“信息炸弹”，而始终不证实与证伪，这就是对公众的不负责任，不仅辜负了公众的信任，还会扰乱秩序。

　　文章称，我们处在一个信息杂乱纷纭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道听途说很多信息，有的没有真名实姓，没有时间地点，只有某些高度抽象的行为。这样的信息往往传播很广，实质上反映的只是一种社会情绪，其可信度并不高，作为一种公众私底下的“情绪消费”或可理解，但放到微博这样的公共舆论平台上，除了刺激人们的情绪化外，于社会并无建设性，作为举报信息更是没有价值。

　　文章最后指出，作为公众人物，固然不宜将这样的道听途说信息在微博上发布，即使知情也不宜在微博上发布模糊信息。作为公众，面对那些不确指的信息，正确的取信态度也应该是“不予相信”而不是“将信将疑”。作为接受举报信息的机构，面对模糊信息，首先应当吁请提供主要信息事实线索以便查证。如此，微博举报的良性秩序才能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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