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老人输血时感染艾滋 感染源成未解之谜(2)

　　对于余良幼感染艾滋病毒的原因，衡阳市卫生局曾找当事各方了解情况。原告方同意走诉讼程序后，卫生行政部门未再深入调查。

输血感染艾滋

　　“卫生局的人对我们说，医院的上级南华大学属于正厅，级别比他们高，他们不好管。”李兵透露。对此说法，曾负责协调处置此事的廖高峰予以否认。廖当年是衡阳市卫生局副调研员兼医政科科长，他向媒体透露，当时市卫生局试图协调各方，由第三方对血站标本进行检测，“后来他们到法院去了。”

　　而相比事件原因的追查，法院审理更侧重于过错认定和责任划分。衡阳市中心血站向法院递交鉴定申请，不过，申请鉴定的，并非血液标本是否感染艾滋病毒，而是“供应给余良幼血液的采血行为有无过错”。

　　法院将衡阳市中心血站提供的一本血液出库明细表、医院提供的六本病历复印件，交给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但未被受理。此后，法院将血站补充的献血者档案等书面资料，交至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该中心2016年4月回函称：“经审查现有所有送检材料，仍不能满足鉴定条件。”

　　此后，石鼓区法院终止了委托鉴定程序。余良幼感染艾滋病毒的具体原因，一时成为谜团。

　　[判决]

　　二审法院认定医院和血站“抗辩举证不能”

　　这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2015年和2016年先后在衡阳市石鼓区法院开庭审理。

　　原告向被告索赔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75万余元。

老人患艾滋死亡

　　被告南华附一医院辩称，医院对余良幼的治疗过程严格遵守医疗规范，无证据表明医院存在过错;被告衡阳市中心血站亦称，原告无证据证明血站存在过错。另两家血制品企业均称，余良幼感染艾滋病毒与其无关。

　　2016年10月底，衡阳市石鼓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合议庭认为，两家血制品企业提供的血液制品合格，且余良幼使用该产品是在感染艾滋病毒的四年以前，故这两家企业与余感染艾滋病无关。南华附一医院、衡阳市中心血站被认定为承责主体。一审法院核定原告各项损失为548399元。

　　判决书称，根据证据及各方陈述，“可以推定患者余良幼在南华附一医院输血治疗时感染艾滋病。”虽然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医院和血站存在过错，“但是由患方承担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后果对患方不公平，且医院和血站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没有过错”。

　　法院判决南华附一医院和衡阳市中心血站各承担40%的赔偿责任，剩余20%由原告方承担。法院认为，原告方未进行尸检，不能确定死亡原因，对患者可能因自身血液疾病导致死亡承担部分责任。

　　一审判决后，余良幼的子女和衡阳市中心血站，均提出上诉。

　　2017年3月底，衡阳市中级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法院认定一审判决遗漏了余良幼住院183天的事实，将原告方的各项损失核定为705924元。

输血感染艾滋

　　二审判决书显示，法院认为，原告关于“余良幼死亡与感染艾滋病存在因果关系”的主张具有合理性，且已尽到初步举证责任;南华附一医院和衡阳市中心血站，应该承担其不存在过错行为、与余良幼感染艾滋病及死亡没有因果关系的举证抗辩责任。

　　法院认定，南华附一医院作为专业医疗机构，明知余良幼在该院治疗期间感染艾滋病毒，却不通过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医疗过错鉴定等方式查明感染原因，也未通过尸检鉴定查明余良幼的死亡与感染艾滋病是否有因果关系，应承担余良幼艾滋病感染原因不明和死因不明的主要责任，承担抗辩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侵权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衡阳市中心血站虽然申请了采血过错及因果关系鉴定，但因送检材料不能满足鉴定条件致鉴定未果，亦应承担抗辩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所谓“抗辩举证不能”，是指在抗辩过程中，不能向法庭提供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

　　衡阳市中院比较南华附一医院和衡阳市中心血站的“过错、原因力大小及可能性程度”，并考虑双方盈利性质、赔偿能力，认定此案由医院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血站承担次要赔偿责任。法院还认为，原告方未通过尸检查明余良幼死因，应承担死因不明的次要责任和举证反驳不能的不利后果。

　　衡阳市中院遂撤销一审的判决文书，判决南华附一医院承担余良幼感染艾滋病和死亡各项损失50%的赔偿责任，衡阳市中心血站承担20%的赔偿责任，原告自负30%的责任。

　　由医院输血的失误，导致老人感染艾滋，家人为老人感染艾滋死亡走上了艰难的维权之路。如今判决书下来，显然医院和血站承担大部分责任。可是人已死，现在说什么都为时已晚。只希望作为医院和血站，既然工作和人命息息相关，是否在工作中就该万分小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