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赔偿多少钱？聂母：赔多少孩子也不在了

　　聂树斌案蒙尘含冤21年终得沉冤昭雪，从去年12月份历经21年尘封的错案，终于能够被洗刷冤屈，聂树斌的父母也终于能够松了一口气。为了让儿子能够清清白白的离去，聂树斌的父母折腾了大半辈子，终于为其翻案，那么，聂树斌案赔偿多少钱?聂树斌案申请国赔中有1200万精神赔偿高不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梳理梳理此次案件。

聂树斌

　　聂树斌案案件全回顾

　　在中国，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小说家、导演或者编剧能构思出如此戏剧感的故事，但它的的确确正在上演。

　　故事从中国北方一块最普通的玉米地开始，所有人的命运注定与它有关。19年前的那个夏天，一场发生在石家庄西郊这块玉米地的命案，彻底改变了几个家庭的命运，被污辱者，被怀疑者，被伤害者，被利用者……在真相的迷雾里，弱者相互攻讦，同情与宽恕陌路。

　　没有真相就没有宽恕，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无数人加入了追问真相的队伍里。19年之后，当我们重返现场，那曾经郁葱的玉米地早已不复存在。

　　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强调的，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相信对于聂树斌、王书金这一典型案件，最终会得到法律施以的公平和正义。

玉米地命案

　　玉米地命案

　　直到许多年以后，段月珍仍然无法弄清自家玉米地里发生的命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1994年盛夏， 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新华路西段，路南一片五六十亩的农地里，一人多高的玉米长势正旺。

　　玉米地西边是方台村，东边是孔寨村。靠近玉米地正中的位置，一条3米宽的土路横贯南北。依据水源灌溉的东西走向，玉米也由东往西种植，每垄宽约半米，垄与垄之间有一条40公分的垄沟。

　　时近八月，玉米都已绣了穗，秸秆粗壮，连片成长的玉米地很像一片绿色的森林，有风吹过，会发出森林一样的哗哗声。

　　段月珍家的口粮田就在这片玉米地里，地不大，只有一亩。自从上世纪80年代村里统一分配口粮田，那块地就归她家打理。

　　那时，段月珍的爱人在石家庄市里开车，下地种田的活计就落在她的肩上。小麦玉米轮番种植。每年初秋收获时，棒子能掰上千八百斤。一家人日子虽然不算富裕，却过得平静踏实。

　　然而，这份踏实终将被一起凶杀案打破，而案发现场恰是段家的这片玉米地。

　　“段家地里死了人”

　　1994年8月11日早上8点多钟，太阳还没升到头顶，石家庄市液压件厂的100多名男职工便被要求出门“寻一个人”。

　　要找的人是工厂技术科的女描图员康玲玲，几天前，36岁的康突然失踪了。

　　液压件厂在玉米地西侧，只一墙之隔。出门后，工人们按公安机关指定的区域，在土路两侧的一条条垄沟间仔细搜寻。尽管全厂男职工几乎倾巢而出，但找了近3个小时仍然未果。

　　电焊工焦瑞生一直在土路西边的田间搜索，3个小时里，他从北头找到南头，仍无所获。正当他沿工厂的边墙向北走时，突然听到有人大喊：快，找到了。

　　听到喊声，焦瑞生赶紧爬下边墙，朝着声音方向跑过去。当时正值盛夏，酷暑难耐，前一个周末又接连下了三天大雨。等焦瑞生跑过玉米地和横贯南北的土路时，在路东十几米远的东西向垄沟里，看到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眼前的一幕，让焦瑞生终身难忘。

　　铣车工李国平当时也在玉米地的搜索大军之中，正走在玉米地东侧，比焦瑞生离事发地近得多。一听说人找到了，他快步走向现场。还没到跟前，离着四五米远，一股异味迎面袭来。11年后，李国平还记得，不远处有一只红色的鞋子。此外，遗体东北侧三四米远的地方，有一辆自行车。

　　焦瑞生说，当时近距离观察现场的一共四五个人。由于场面过于不堪，他们很快走出玉米地，回到南北土路上。

　　段家地里死了人的消息，很快在村里不胫而走。胆小的段月珍与邻居结伴，想去现场看看。即便如此，她还是没敢走近细看，隔老远瞟了几眼就迅速跑开了。

聂树斌

　　“洗完澡人就不见了”

　　段月珍远远望见的遗体，正是失踪多日的康玲玲。身边人对她的最后记忆，是1994年8月5日，一个星期五的下午。

　　康的丈夫侯军回忆，8月5日当天，二人在家吃过午饭后，差5分1点，康便骑着自行车离开。通常，康下班后，5点半到6点之间便会到家。然而这一次，她再也没有回来。

　　康的同事余秀琴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当天下午4点半。余秀琴描述，康当时身穿蓝底带图案的连衣裙、红色塑料凉鞋，推着自行车来到厂门口，二人一起去给车胎打气。然后，康就“骑车出了车间”。

　　离开车间，康并未直接回家，而是到厂里的澡堂洗澡，洗到一半时，碰到了同事王丽平。由于水温不稳，王丽平洗了10分钟，便在5点20分离开。平日习练武术的康对此却毫不介意，还说“我愿意洗凉水澡”并留在浴室。

　　此后，似乎再没人见过康玲玲。

　　当晚，侯军做好晚饭等待妻子回家，直到7点仍不见人。由于单位离家太远，康玲玲夫妇与液压件厂的许多职工一样，在工厂附近的孔寨村租住了一间平房。侯军以为她在单位加班，便去厂里寻找，却得到康已经回家的说法。侯军又想起岳父前两天还专程跑来商量买房事宜，以为妻子大概为此回了井陉矿区的娘家，便作罢。

　　然而，直到三天之后，8月8日(周一)晚间，康玲玲依然没有回家，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侯军的心头，这让他半夜难眠。

　　第二天清早，侯军起来去厂里找人，还没出门，迎面碰到匆匆而来的余秀琴。余秀琴与康不仅是同事，还是井陉老乡，平时常在一起练拳练剑，私交甚密。1994年，各地还在实行大小礼拜休假制度，事发的一周是小礼拜，只休周日一天。发现康玲玲周六、周一两天没来上班，余秀琴便向井陉的工友打听，听说康并没有回矿区的娘家，便到康家里来找。

　　“玲玲呢?”“不是在你们厂里吗?”“没有啊。”侯军一听，着了急。

　　侯军带着余秀琴先后来到石家庄市区的各家亲戚处寻找，都未找到。以防万一，他还专门跑回井陉，妻子果然不在。听说女儿没了踪影，康父急忙随女婿从井陉赶到孔寨，并一起到当地的留营派出所报案。据后来的媒体公开报道，派出所对康父的答复是：你们先登报吧，登了段时间没消息再立案。康父不死心，从派出所出来又找到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他焦急地告诉民警，女儿可能丢了。然而，分局的答复也一样：先登报吧，我们不立案。

　　数年后，康父告诉聂树斌案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树亭，当时自己还去石家庄市委找过领导。因为大门不让进，康父与门卫发生口角并被打。市委保卫部的工作人员一个电话打到康父所在的井陉矿区，要求单位过来领人。矿区却说：人退休了，不归我们管。

　　8月10日，立案不成的康家在工厂保卫科的帮助下继续撒网式寻找。侯军通过亲友四处打听消息，康父则和厂里的部分职工在女儿上下班那段不足一公里的路上反复找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