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宴》：国人羞于启齿的性压抑，李安用一场“假结婚”就点破了

《喜宴》是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式中国影片，也是李安的“家庭三部曲”中最为成功的一部。这部影片于1993年播出后，荣获第4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和第3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多项殊荣的加身，也奠定了李安在国际影坛的地位和影响力。

不同于“三部曲”中隐隐传达着怜悯的《推手》，《喜宴》主要以一种轻喜剧的铺陈手法，探讨了中西方之间的文化碰撞和交融。与此同时，影片中关于父权文化和性压抑的探讨，更是成为了这部片子的最大看点。

熟悉李安作品的观众会发现，《喜宴》是李安唯一一部本人出镜过的影片。在整部片子中，李安只有一句台词：“你正见识到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其实，这句话正是《喜宴》真正的一大内核所在，也是李安寄予这部作品的期待。

一直以来，在传统束缚之下的国人，习惯了东方文明的保守，对“性”讳莫如深。这种敏感在几千年文化中深刻烙印在国人的基因之中，导致我们至今“谈性色变。”而李安的这部《喜宴》似乎就是要大胆地揭开这层困扰了国人千年的“遮羞布”。

影片的男主人公高伟同出生台北，从小在美国长大，成年后在海外创立了公司，在事业上风生水起，俨然一个前途大好的青年才俊。但在李安的镜头下，身在美国的他依然是一个传统桎梏下的受害者。

在影片开头，李安就不留情面地揭示了一个最经典的“中国式”家庭困局。在健身房的一头，高伟同一面大汗淋漓地运动，一面听着母亲漂洋过海寄来的录音带，内容无外乎关于结婚生子的人生规划。高母在留言里兴高采烈地声称，自己还帮助伟同加入了台北最顶级的择偶俱乐部。

面对母亲这番“良苦用心”的安排，高伟同却面无喜色。而镜头一转，高伟同与同居的外国室友赛门在家共进晚餐，他们在餐桌上的谈话内容近乎男女朋友之间的关怀与“打情骂俏”；反之，面对风情万种的女租客顾葳葳的挑逗，高伟同却无动于衷。看到这里，高伟同不愿谈婚论嫁的原因已经不言而喻——他是一个“同志”。

伟同和赛门已经在美国相恋长达五年之久，但是面对传统的父母，伟同始终对这段“地下恋情”守口如瓶，这也间接导致了高母先斩后奏，直接安排了相亲对象飞往纽约的闹剧。

伟同对母亲的这一安排猝不及防，甚至说感到狼狈、沮丧不已。同时空里，潦倒的女画家顾葳葳因为没有绿卡，蜗居在伟同名下的破旧公寓里，生活已经举步维艰。赛门作为两人的朋友，提出让伟同与葳葳假结婚，这样既给了父母一个交代，也让葳葳的移民合法化，一举多得。

三个人达成一致后，韦同将要结婚的消息告诉了父母，却没想到父母竟为此第一时间飞往美国，大动干戈地要为二人操办婚礼。为此，葳葳上门成为伟同的临时“未婚妻”，而赛门也退守一旁，自居“房东”。

伟同父母的到来，在影片中其实意味着一场中西文化的碰撞，而主要的冲突则体现在传统父权及孝道至上的东方文化与崇尚个人意志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无论是高母对旗袍的热衷，还是高父对书法的研究，以及从他们为准儿媳准备的红包、首饰等含有中国元素的礼物都可以看出，高家是东方传统文化的忠实拥趸者。其中，一场喜宴也将这一文化冲突推向了高潮。

作为一个从小在西方长大的华人，高伟同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是一个外黄里白的“香蕉人”。对于婚姻，他在心理上认同感情重于习俗，崇尚一切从简，于是提出和顾葳葳宣誓登记；但是对于高父和高母来说，婚礼和喜宴意义重大，象征着世俗对婚姻的认可、亲朋对新人的祝福。

在中国，自古婚姻和孝道便是捆绑在一起的，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更关乎全家的尊严和面子。正如高父的部下老陈所言：“婚礼一定要办，就算在美国也不能丢脸。”

直到今天，我们大部分的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人一辈子才结一次婚，婚礼就要风风光光讲排场的 。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好面子、重形式的性格在此处被老陈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喜宴》的高潮部分，伟同和葳葳最终屈服于父母的意愿，补办了隆重而热闹的婚礼。在装饰极其豪华、民族化的曼哈顿餐厅中，来往的宾客络绎不绝，大多数是黄皮黑发的东方面孔，其中还夹杂着不少金发碧眼的西方人。

在这场奢华的婚宴中，西方宾客们时不时出现在李安的镜头之下，他们是这场东方狂欢盛宴的见证者。在喜宴上，一向内敛的中国人闹起了婚礼，传统婚闹习俗场景在这里一一展现，大胆开放得甚至让西方人咋舌。

在婚宴上，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大显威风，各种低俗的想法这都可以满足。对于此情此景不解的一位外国友人，发出疑问“我以为中国人都是柔顺沉默和数学天才？”座位后饰演路人甲的李安不由得发出心声，“你正见识到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

李安用现身说法的方式，直白地点出了《喜宴》关于“性”的解读。一直以来，中国人在保守的传统文化、各项制度的约束下，习惯了去压抑身心的本能。只有在这种特殊的隆重场合，当酒精释放了他们身上的传统枷锁，当一切秩序和习俗暂时被打破，他们才能面对人性中的真实欲望。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顾葳葳和高伟同才从不可能走向了可能。新婚之夜，直到朋友们逼迫被子下的新郎和新娘脱光最后一层一副衣服，除去了文化的最后一块遮羞布，顾葳葳和高伟同在擦枪走火中发生了交集。

面对醉酒的高伟同，葳葳对他说：“我要释放你。”其实这里的释放，更多的指的不是肉体的关系，而是指一种关于传统枷锁的释放。一直以来，高伟同深受传统孝道与个人情感取向的夹击。一方面，他希望遵从内心的选择，有朝一日公开和赛门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思想的左右。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一个人无论在事业上取得多大的成就，最终都要回归到结婚生子、延续香火，保证一个家族的传承，否则就被视为不孝。在这里，个人幸福其实已经和父权社会之下的孝道发生了捆绑。相比之下，西方人认为，婚姻不是为了延续传统，是因为爱而形成的，个体情感结合的见证。因此，高伟同和赛门的同性之爱在国外可以得到发展，却难以暴露在道德观念深重的国人面前。

李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仅呈现了这一激烈的中西方文明冲突，同时更进一步，也给出了自己关于文化交融的思考和答卷。

随着顾葳的意外怀孕，赛门再也承受不住这样的压力，在餐桌上当着高父高母的面，与伟同用英文大吵了一架。伟同的父亲因为受了刺激也中风住院。在医院的长廊里，伟同鼓起勇气向母亲坦白了事实，也表露了自己多年来的心声：

“将近二十年了，我生活在一个大谎言里面，生活里面有好多的感受，痛苦的、快乐的，我好想跟你们分享，可是我不能。有时候我忍不住想干脆跟你们坦白算了，可是又不忍心把自己扛了这么多年的担子，再放到你们的肩膀上。”

一方面，高伟同想要充当传统意义上的孝子；另一方面，他又想做真正的自己。这种矛盾在经年累月的沉淀中，已经成为了高伟同心头的一块茧子，让他持续在自我拉扯中走向精神压抑。高母作为传统女性，她心疼儿子的处境，却又不愿意伤害丈夫的权威和尊严。高父离开大陆已经多年，漂泊的生活让他心中对“根”与“传承”文化有着很深的执念。

但是事实上，影片看到最后，我们会发现高父才是那个真正“掌控全局”的人。早在伟同和赛门用英文吵架的过程中，他其实就知晓了真相。只不过碍于传统大家长的脸面，他故作糊涂，逃避现实。

在高父生病期间，他一直接受着赛门的悉心照料。影片中有一个桥段是高父主动约赛门去江边，将原本要给葳葳的礼金送给了赛门。这一幕足以说明，高父已经在心里认可了赛门的儿媳地位。但是，高父又叮嘱赛门不要外传。而这像结婚的喜宴一般，同样也是高父维护尊严和面子的体现。

高父的抉择，体现的其实也是中国人所崇尚的“中庸之道”。高父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干预儿子，但是只要高家香火能够延续，他愿意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妥协。

在二老离开的那天，高父对赛门说：“谢谢你，谢谢你照顾伟同。”对威威说：“高家会谢谢你。”对伟同说：“好了，我们回去了。”

几句话说得言简意赅，而说话的主体分别代表了公公，高家，父亲。

在影片的最后，李安导演特意放大了高父过安检时举手的镜头，看到这个镜头我鼻头一酸，因为这个举手的画面实在太像投降了。高父在知晓一切后选择了妥协，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成一种“中国式”的圆滑。

李安寻找了一种中国式的“大圆满”来作为整部电影的终点，父母回国，伟同和赛门获得了一个孩子，而葳葳则得到了常居美国的绿卡，仿佛一切皆大欢喜，却好像又都不尽人意。因为伟同、赛门和葳葳最终构筑的“三位一体”的家庭模式，其实建立在各自的牺牲和让步之上。

这样一个结局是父亲与儿子的和解，是两代人之间的包容和体谅，更象征着两种文化之间的交融。因此，我们也就暂且可以理解为，这是一场“喜宴”。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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