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阿尔巴尼亚少见的一部彩色电影，最后一批进入我国

阿尔巴尼亚电影《初春》拍摄于1975年，1976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

197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共译制了五部阿尔巴尼亚电影，而这五部电影，也是阿尔巴尼亚电影在中国的绝响。

据谭慧著《中国译制电影史》书后的附录“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电影（故事片）目录”记载，这五部电影分别是：《石油赞歌》、《初春》、《贝尼自己走》、《最后的冬天》、《斩断魔爪》。

《贝尼自己走》后来改名《小贝尼》，应该还是上映的。《最后的冬天》是电影院里最后放映的最后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而《斩断魔爪》直接没有公映，当时中阿关系已经破裂，电影引进的速度赶不上时事的变化。

这样，《初春》是阿尔巴尼亚电影在中国最后一批上映的电影之一，它应该排在倒数二、三位左右。这是一部彩色电影，而当时阿尔巴尼亚电影的彩色胶卷冲洗技术并不过关，彩色影片都是运送到中国来冲洗的，按照这样的推理，《初春》里的彩色洗印技术还是当时中国的水平。

《初春》拍摄于1975年，拍完之后，立刻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成功，国内的引进速度还是挺快的。

它是不是第一部阿尔巴尼亚在中国公映的彩色影片？显然不是。在1975年上映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在平凡的岗位上》也是一部彩色影片。按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初春》是第二部在中国公映的阿尔巴尼亚彩色影片。

虽然电影有了色彩，但是通观整个电影，反而黑白影片，更能体现出电影里的现实主题，彩色反而在阿尔巴尼亚电影有一种喧宾夺主的冗赘之感，人物的形态与动作，都有一点造作生硬的不自然之处，不如黑白片里带着一种原生态的视觉冲击力。

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感受。

《初春》的公映时间应该在1976年11月份。这个时间段，正值阿尔巴尼亚的解放日，是每年阿尔巴尼亚电影进入中国的一个常规时段。

据《赵景深日记》记载，1976年11月8日这一天的日记中，他写道：“略看电视阿尔巴尼亚的《初春》。”

可见，当时这部电影在电视里播放了。

而据《湖州市电影志》记载，这部电影放映时间却是在1977年。

而这部电影放映后，在国内报刊几乎没有找到评论的文字，而之前的阿尔巴尼亚电影每一部公映的时候，中国的主流媒体都有刊发例行公事的评论。《初春》的放映确实有一点低调到出人意外。

这不能不说与当时的中阿关系在悄无声息中发生了逆转有着密切的关系。

《初春》的题材，今天看来，应该属于惊险片。影片的最后一部分，还是比较紧张的。

影片里的意大利侵略者，在阿尔巴尼亚建造了一个储藏军火的基地，游击队的目的，就是炸掉这个军火库。

为了达到目的，地下组织派出派出地下党员，冒充修造仓库的工人，进入到基地内部，伺机炸掉军火库。

但是，意大利法西斯对仓库看管甚严，根本没有办法把炸弹带进去，最后，游击队经过反复磋商，用火绒作为引火工具，然后引燃仓库里的炸药，从而起到炸弹引爆的目的。

这里在情节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炸药是如何带进戒备森严的仓库。在影片里，地下组织在研究时，认为在往仓库里缷货的码头上监控不太严，这样，就可以把炸药作为正常的运送物资，带进仓库。

如果一箱炸药，都可以捎进仓库，那么，定时炸弹应该更容易一些，所以，电影里在想出火绒引爆炸药的时候，给人的感觉，这并不比带进去炸弹要容易得多。这样看下来，电影的情节有一点故弄玄虚，缺乏推敲。

影片的最后一场惊险场景，实际上就是人的逃离速度与火绒引发的火束行进比快慢。游击队已经在仓库里点燃了火绒，然后火星慢慢地沿着铺陈在地面上的炸药向前递进，而这时候，工人们已经撤离了仓库，人的速度与火药燃烧的速度在影片里形成了一种交叉蒙太奇的压力，然而，横生枝节，敌人发现了仓库里的看守被害，于是开始追查是谁干的。

影片的主人公承担了责任，这样，他被扣留在仓库的敌人营地里，最后，他与军火库及敌人同归于尽，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目标的实现。

问题是，敌人仅仅因为他一个人的口供，就把他抓起来，如果敌人把所有的工人都作为人质，扣押在军火库附近，那么，很可能最后离开的工人，都得成为爆炸的牺牲品。电影里的敌人显然有一点太愚蠢，而游击队炸毁敌仓库受条件所限，没有采用定时炸弹，而用火绒作为引爆源，也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那就是置放炸药的游击队及配合的工人们安全得不到保障，实际上，整个电影的主题更像是一场引爆自我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人肉炸弹。

《初春》的结尾确实惊心动魄，也令人愁肠百结。

在结尾部分，我们看到，男主人公的未婚妻伤感地望着远方，欲哭无泪。

电影里的情感线，也唯有存在在男主人公身上，而他与未婚妻在影片里的一段交往，也显现出特有的阿尔巴尼亚的风情。

影片里，男主人公原来在工厂工作，有一个稳定的职业，地下组织领导人，安排他到仓库里当搬运工，首先受到了未婚妻父亲的反对，反对的原因，是他看不惯自己的未来女婿直接为意大利法西斯干活卖命。

正是因为未婚妻父亲的反对，影片里男主人公与未婚妻的见面，总是受到干扰，这样，这个影片里的爱情段落，严重受到限制，比之前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对情感描写的比较收放自如，更显得局促薄弱。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阿尔巴尼亚的文化传统里，对女性的限制还是挺多的。作为我们中国人，我们很能理解影片里男主角的未婚妻一直听命于父亲的苛刻管理，呆在家里，安守闺房。因为我们中国的女性多少年来也是同样的社会地位。

甚至在电影里，我们还看到，未婚妻的父亲在教训女儿的时候，不惜用棍棒伤人，打得影片里的女孩满脸是血。

虽然阿尔巴尼亚与中国相隔关山重重，但这个国家的发展轨迹中，却有着与中国相似的精神束缚与苦难过往，这也是阿尔巴尼亚电影在引进我国的时候，能够引起中国观众共鸣的原因。

阿尔巴尼亚过去一直是欧洲的穷国，而我们中国也被称着东亚病夫，两个国家的命运是相似的，是容易引起情感上的认同的。

影片里最伤感的段落，是当男主人公准备前去执行最后的引爆任务时，与未婚妻告别，但影片里的女孩迫于父亲的压力，在屋里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开门见自己的未婚夫最后一面，从而为影片里的最后牺牲，添加了一注伤感的光晕。

可以说，在《初春》这样的一部反法西斯影片里，还是浓缩了阿尔巴尼亚的社会文化的印迹，概括了社会的精神风貌，从而使电影烙印着比较明显的阿尔巴尼亚文化符码，从中可以窥测到这个国家的隐性的社会架构。

而在这部电影中，我们也罕见地看到了之前阿尔巴尼亚电影未曾见过的对领袖的赞颂。

在影片里，当地下组织领导谈及炸掉敌人军火库的计划时，脱口而出：“他知道了，会多高兴啊。”

一位老工人不解地问道：“他是谁啊？”

地下组织头儿深情地说道：“我们的领袖，目前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不过你会知道的，一定会知道的。他对我说过：要扎根于人民。”

老人激动地说：“他太英明了。你再见他就说，我已准备献出生命和孩子。”

这一段看起来有一点突兀，但却把领袖与人民联系在一起，也体现出当时对领袖的一种崇拜意蕴倾向。

《初春》这样的电影，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它在情节上的脱节与不连贯，这正是阿尔巴尼亚电影总体上存在的一种缺陷，并不能说这个国家的电影有意为之，只能说它在叙事上有时候未能达到文通理顺的基本火候。

《初春》的电影情节是不集中的，影片里的游击队员潜入到仓库工地，担任搬运工人，他们的任务应该非常明确，就是炸毁敌仓库，但是他们在这之前，还去割断敌人船只系在岸上的缆绳，导致敌人的船只被毁，差一点使地下组织受到破坏。后来，男主角还准备偷盗敌人仓库里的高级纸张，发现另一组地下组织已经在这里行动了，所以只好弃置了任务，因为他们的擅自行动，还受到了领导的批评。

影片里的游击队行动过于容易，都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而影片里地下组织劝降伪军官的一场戏，也显得突兀而生硬，后来这个伪军官要求进入仓库里察看，把自己暴露了，他打昏了敌人，回到了游击队里，实际上，他执行炸毁敌人仓库的任务本来就是欠缺周到的，反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让敌人更加严防死守。

在这样的情况下，游击队最后采用火绒引爆军火库，便显得匪夷所思，之前必须依靠定时炸弹完成的任务，最后运用原初的装备达到了目的，看起来有一点传奇色彩，实际上，恰恰说明了这一行动太没有技术含量了。

如果《初春》早一点放映，它的紧张曲折的情节，会引起中国观众一样的对阿尔巴尼亚电影的追捧，只不过，它译制于1976年，随即中阿关系逆转，国内放映力度不够，导致它基本湮没无闻，不过，今天来看这一部电影，我们会发现它依然属于明显的阿尔巴尼亚电影体系，可以让我们感知到当年的这个国家电影的引人入胜部分以及存在的排斥弊端。

它更像是一具化石，可以让我们看到阿尔巴尼亚电影的前世今生。如果我们忽略掉《初春》作为阿尔巴尼亚电影的收尾音步，那么，我们对影响我们十多年的阿尔巴尼亚电影也无法产生一种整体评估。从这个意义上讲，《初春》有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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