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勒卡雷的间谍世界：特工·柏林·冷战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柏林谍影》

《女鼓手》

◎李思雪

12月14日，英国著名间谍小说家约翰·勒卡雷去世，享年89岁。

我经常喜欢把约翰·勒·卡雷与伊恩·弗莱明、雷蒙德·钱德勒放在一起对比，尽管三个人写作的焦点有所不同：间谍、特工和侦探，但是某种程度上都是神秘又危险的工种，是穿梭在波诡云谲的20世纪时代浪潮中的独行侠，是在黑白之间横跳、在灰色地带游走的夜枭，都在展现异域风情的背后带有独属于自己时代的意识形态色彩。

对于电影观众而言，弗莱明创造了风流倜傥的“007”詹姆斯·邦德，肖恩·康纳利、皮尔斯·布鲁斯南和丹尼尔·克雷格等一众形象鲜明的英国男星让这个角色在大银幕上常青五十载；而钱德勒笔下的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借好莱坞40年代的“硬汉”影星亨弗莱·鲍嘉和“反英雄”代表的罗伯特·米切姆还魂，成为了黑色电影类型永恒的经典。然而提到约翰·勒·卡雷，人们似乎无法立即联想到某个角色或某张面孔，但大多会想到一座城市和一个年代，那就是柏林与冷战。

即便是同一个柏林，同一场冷战，不同导演却赋予了其迥然相异的影像特质。《柏林谍影》（1965）中的黑白光影，第一个镜头不由让人联想起奥森·威尔斯最被低估的作品《历劫佳人》（1958）开头那个发生在美墨边界的长镜头：同样在一个长镜头内，摄影机沿着石墙和铁丝网横摇，背景中是湿漉漉的碎石砖地面和几乎空无一人的广场，只有苏联的士兵在巡逻，直到出现告示牌上的英俄德三个语种，才揭示了此处是东西德分界上的哨站——查理检查站。一辆汽车从东柏林方向开过来，经过层层关卡，西柏林哨站内的人紧张地踱步，预示着即将发生的惨剧。伊丽莎白·泰勒的前夫理查德·伯顿饰演男主人公阿列克，为了混入东德，为了赢得敌方的信任，身为间谍的他开始故意暴露自己的弱点，而为了这个身份所付出的代价最终让他再也无法脱身，只能慢慢被这架冷酷无情的机制体系所吞噬。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2011）虽然没有聚焦在柏林，但是故事蔓延到冷战期间整个英国的情报机构“圆场”和苏联的情报机构“中心”之间的缠斗。加里·奥德曼饰演的史迈利是个被踢出机构的局外人，组织将他召回，调查“圆场”高层中藏着的内鬼。影片启用了大半个英国影视圈的实力派男星如科林·费尔斯、约翰·赫特、汤姆·哈迪、马克·斯特朗、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等。如果说《柏林谍影》更关注人物内心的道德审判和天人交战，那么《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则剥茧抽丝、层层环扣地展现了英国情报机构内部的复杂与龌龊。影片整体肃杀沉静的格调之中，不断穿插着圣诞晚宴的场景，泛黄的色调和轻柔的圣诞旋律平添一抹忧伤之意，仿佛暗示着人们更怀念的是那个真正在战场上杀敌、为祖国带来荣光的岁月，而不是这场一切都在暗流中涌动、见不得光的钩心斗角才是主角的冷战。

约翰·勒卡雷最近一次走入人们视野，便是韩国导演朴赞郁执导的英剧《女鼓手》（2018）。用高饱和度的明艳色彩和上世纪70年代夸张的美学风格，演绎了一个《色·戒》式的间谍色诱故事。将视角转向女性之后，《女鼓手》中的紧张感和悬疑感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两性之间的互动与张力，然而女主人公查莉（弗洛伦斯·皮尤饰）需要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两个国家民族之间抉择的内心冲突，则依旧呈现了勒卡雷一以贯之的“站队”主题。这场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已经不局限于一座城市，这道在人们心中筑起的高墙，用意识形态将这个世界硬生生地切成两半。

勒卡雷小说改编的其他影视作品，如《巴拿马裁缝》（2001）、《不朽的园丁》（2005）、《夜班经理》（2016）和《我们这种叛徒》（2016）等，都是在异国他乡、充满对立冲突的高压环境中，表现人的变化和选择。个体在体制机器面前被裹挟、被挤压、被异化的无力感在这些作品中被表达得淋漓尽致。

同时，在勒卡雷最富有自传性的作品《完美的间谍》中，我们也会对这位作家的精神世界洞悉一二：在诈骗高手的父亲的熏陶下，他从小就对人的虚伪和欺骗之术了然于胸；而母亲的出走与缺席，也让他对俗世的温暖和幸福保持着冷眼旁观的警惕。他希望作为个体的人能够在政治与人性的错综复杂之间保持自我，但是这份坚守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走向毁灭这一个结局。

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真实工作经历，不仅让勒卡雷对间谍生活的描写充满细节质感，同时也让他看到了柏林墙下多冤魂，铁幕两侧都不乏肮脏的勾当。因此，他一直是一个公开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作者，对英国的“脱欧”行为大加指责。他批评英国当政的政治家们“利用怀旧情绪挑拨人民心中的怒火”，殊不知昔日的荣光已是泡影，人们齐心协力拆掉的高墙难道时至今日要被重新筑起吗？勒卡雷作品中个体的悲剧性诚然来源于强行划分的意识形态阵营是不符合人性中同情与包容的那一面的。让冷战之下的故事成为历史而不是预言，让20世纪的疯狂与绝望不再重演，让意识形态的对立不再被利用而成为束缚个体的枷锁，或许是约翰·勒卡雷留给人们最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