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国民党四大家族后人：豪门过眼云烟(6)

　　陈林颖曾第一次见到宋美龄是在她的100岁生日宴会上，站在公公陈立夫身侧。看到两位老人相对，她顿时感觉历史扑面而来，那种感觉如此汹涌，无以形容。“现在我们跟孔、蒋、宋家还会偶尔联系，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会碰到，那时我们会想——我们原来是有渊源的，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

    毁誉宋子文

　　宋子文的确从来不觉得挣钱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也从来不放弃挣钱机会，他也很舍得用这些钱。

　　6月19日到20日，为期两天的“宋子文与战时中国”研讨会是复旦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两大学术机构的首次合作，也是胡佛研究所首次参加在中国大陆举行的学术研讨会。

　　包括胡佛研究员郭岱君(Tai-chunKuo)、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DonaldA.Jordan教授、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叶文心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滨下武志教授以及来自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吴景平等6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复旦。宋子文外孙冯英祥、宋子安儿媳宋曹琍璇与陈立夫儿媳陈林颖曾均参加了这次学术研讨会。

　　宋子文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宋子文与陈纳德、史迪威等抗战历史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1945年《中俄友好条约》的签署等内容成为此次研讨会的热点。近年来，随着胡佛研究所典藏的宋子文档案的全面开放，以这些历史档案和其他第一手史料的整理研究为基础，对宋子文的生平全面、客观的研究其学术价值毋庸赘言。

　　“宋子文在40年代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核心角色，研究近代中美历史绕不开宋子文。”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DonaldA.Jordan教授告诉《新民周刊》。

　　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宋子文，饱受西方文明熏陶后回归彼时狼烟四起的故土，在金融界缔造起宋家的金元王国，在外交上长袖善舞，在政治上几度浮沉、最终引退，是非功过并不容易盖棺论定。

　　1894年12月4日，宋子文出生在上海同仁医院，人们习惯用他的英文名缩写“T.V。”来称呼他。1912年10月，18岁的宋子文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主修经济，1915年由哈佛毕业后，宋子文赴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1923年，宋子文出任广东革命政府中央银行副行长，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其后，宋子文相继出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外交部长和行政院长等重要职务。

　　“宋子文回国后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宋耀如便逝世了，留下的家产，虽足以维持小康，但绝谈不上巨富……只是从30年代中期起，宋子文在金融界、实业界的势力才有了迅速增长；到了40年代，他已被视为中国的‘豪门’，被称作中国‘四大家族’的代表之一。”学者吴景平在其《宋子文评传》中如此描述。

　　就宋子文个人而言，其特长在于处理财政、金融、经济方面问题。与宋子文相交甚深的老友顾维钧回忆，青年党领袖李璜告诉他，“宋子文始终不愿意谈论政治问题。在任何宴会上，谈到政局问题时，他总是一言不发。当问及他的看法时，他的回答总是说他将遵照委员长的意见行事。”

　　但宋子文一次次被推上政治舞台。1940年6月，宋子文受命为蒋介石私人代表，赴美商谈财经借款，直至1945年8月宋子文完成中苏友好协定的签订回国后就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在外交上喜欢走捷径，蒋需要的人才一定要会理财、英文好、习惯美国生活方式并能让他充分信任，种种权衡之下，宋子文便成为最合适人选。”潜心研究宋子文多年的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陈立文告诉《新民周刊》。在陈立文教授看来，按照正常外交管道，蒋介石的意见常无法到达美国上层，且受到史迪威、马歇尔等人的阻挠，对于1940年刚到美国的宋子文而言，他直面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建立一个有效外交管道并维持其通畅，宋子文花了将近半年时间去打通这个管道，但直到1942年、1943年左右，他才真正建立这些管道；另外，在美国当时“先欧后亚”的战略大背景下，美国更期望让中国去牵制日本的军队，宋子文无法突破这根政策线。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蒋介石曾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一封电文，这封电文在3天之内，分别由三方面送到美国国务院：一是由蒋介石经宋子文呈送罗斯福的；一是由海军参赞J.M.McHugh呈海军部的；还有一封是由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JohnA.Magruder呈陆军部的；其中竟没有一封是按正常程序由驻华大使转呈的。

　　陈立文教授认为，建立了个人外交管道的宋子文完全不尊重原来的外交体系，“美国人也蛮吃宋子文这一套，很多重要信息都经由宋子文这个管道传入，如此一来，美国和中国之间有两根管道，到宋子文做了外交部部长后，他仍运用这个管道。”当然，由于宋子文神通广大地建立了各种管道，使美国国务院、军部等单位不胜其扰。

　　在陈立文教授看来，宋子文5年的战时外交斡旋可圈可点，宋子文雷厉风行的作风也使他集毁誉于一身。“宋子文在这段期间的作风较受争议的有4方面：他的独断独行、独揽外交事务；他不按通讯程序，甚至有蒙蔽消息或擅做删改之嫌；他重视个人外交，甚至过于迷信其效用；他好用公共外交。”

　　“很多中国人不喜欢宋子文，认为他的个性太直率，太像美国人。”美国学者DonaldA.Jordan教授告诉《新民周刊》。

　　与宋子文最先有职务冲突的是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宋子文到美国，胡适曾在大使馆举办一个宴会，但却将具有蒋介石特使身份的宋子文放在秘书之列；胡适认为自己不借款、不交涉，而宋子文作为蒋特使的最大目标就是拉到援助；胡适喜欢在美国各处做演讲，宋子文在美国也一向重视发表谈话和讲话，宋子文请胡适多谈世界政事，少谈考据文学，胡适置之不理，宋子文不讲情面的老毛病又犯了，竟行文通知大使馆，表示凡是政治性的演说与文告，必须先经过他本人同意才能发表。宋、胡二人之间的不愉快，对他们的合作难免造成隔阂。胡适的这批学术界的朋友在日后都没忘记对宋子文口诛笔伐，比如傅斯年就予以大力抨击。在抗战后期爆发的黄金风潮中，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成为众矢之的，傅斯年称要挽救危机，“第一件事便是请走宋子文”，此文成为攻击宋的重磅炮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