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主流是儒学 儒学的核心是经学

    最近几年，国学热不断升温。我常有机会去讲话，关于国学我总要谈到一点，国学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非常的广博，非常的复杂，可是在国学里面它有一个主流，这个主流是儒学；儒学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是经学。我到处都这么说，不是因为今天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经学：知识与信仰”的会议，才说这个话。我讲这个话，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我讲的是历史事实，就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儒学是主流，它所占的比重和影响都特别大，而经学又是儒学的核心。不研究经学，不了解经学，应该说就没有把握住我们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的部分。我这样讲不是价值判断，不是说经学是好是坏，而是一个事实判断，是一个逻辑推论。这一点，我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学术界同仁和社会公众的认可。

    刚才纪宝成校长回顾了经学从学科目录中被抹去的历史，这有当时的历史原因。当时由于强调接受西学，在这种情况之下，蔡元培先生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对于这一问题怎么评价，大家可以见仁见智。可是经学被取消后，几十年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确实发现了问题，那就是经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了禁区，很少有人愿意去研究它，很少有人愿意去碰它。对这个禁区打开一个缺口的是我们很尊敬的一位前辈先生，周予同先生。还记得周予同先生在建国之初就提出经学的研究，周予同先生去世后，他的大弟子朱维铮教授为他编了一本经学史论文集。应该说，那个时期在文章中谈论经学的是很少的。周予同先生曾提出一个著名论断：经学时代已经结束了，可是经学史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这句话影响很大，我前些年也曾经多次引用过。因为这句话有一个正面的效果，就是给经学研究留下一块空间。很多人做经学史研究都要引周予同先生这段话，这句话的作用就在这里。大家可以看看周予同先生的著作，他是做经学史研究，实际也包含着经学研究。由此可见，这句话是周予同先生煞费苦心的一个提法。可是这个提法也有一个问题，今天在座的各位不见得会同意他的观点。这个提法首先是“经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里面实际就暗含着经学已经没有任何实际作用了，——不然为什么经学时代会结束呢？当然周予同先生关于“经学时代”有他自己的解释，他认为经学时代是经书可以指导人生、指导政治、建构国家结构、引导国家方向等等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可是儒家的五经、十三经对于今天的中国人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吗？今天不少学者说，儒家的经，经过研究，不仅对于今天，对于未来的中国，甚至对于全世界的文化都可能有所贡献。

    今天经学史当然是需要研究的，在座的姜广辉先生主持编写的《经学思想史》，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经学的历史，我认为非常好。可是我们对于经学本身，包括经本身，还应有全方面的研究。刚才纪校长讲了，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经学，毛泽东说过要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遗产进行总结。我们今天不仅仅要做经学史的研究，也应该做经学本身的研究。但是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研究经学？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说句实话，我个人并不清楚，需要和大家一起探索。

    我虽然见过周予同先生，但是没有机会向他请教，也没听过他的演讲、上过他的课，所以我不太清楚周先生的提法是怎么得出来的。我个人猜想，他是不是受到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影响？当然我要向大家说明，“六经皆史”这个说法不是从章学诚开始的，明代已经有人说过了，明代甚至不止一个人说过，当然他们说的内容不同。可是“六经皆史”的提法在章学诚那个时代，本身就是经学义理衰退的一个表现，或者说是六经的政治指导作用、现实指导作用衰退的一个结果。如果“六经皆史”，那么一定程度上六经都是史料，它就没有义理的价值，没有指导现实人生的作用，没有那么神圣了。所以“六经皆史”的一个意义就是，六经已经过去了，它的义理在今天已经不再有作用了。所以在章学诚以后，有学者就反对这个命题，比如香港的饶宗颐先生。饶宗颐先生有一篇著名的访问记，他特别提出不赞成“六经皆史”，因为“六经皆史”是“夷经为史”，“夷”就是“平”，他认为“经”实际上是从“史”里面提高出来的，是高于“史”的。现在你把它压平了，把六经都变成史，这就是“夷经为史”，他是不接受的。我个人不说我支持还是反对饶先生的意见，但是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意见，饶先生提出这个意见，与他建设中国的新古典学等提法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值得大家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