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不易，所以需要“小红花”鼓励

自言是悲观主义者的韩延导演很早就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他的电影与“生死”密切相关。

在2019年和2020年期间，韩延有亲人接连与癌症进行抗争，加上2020年特殊的全民经历，使得他对于生命的审视无法再等待。于是，2020年6月11日，韩延的新片《送你一朵小红花》开机拍摄。

2020年，“珍惜”是一种带着痛感的领悟，12月31日上映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似乎在奖励着这一年所有积极生活着的你我。

在影片中，观众仿佛重新感受了2020年的迷茫与领悟。青春年少的韦一航因为有可能时刻会复发的癌症，每天都在恐惧与消极中度过，“丧”成为他生活的基调。但乐观的抗癌少女马小远的出现，照亮了颓靡暗淡的他。韦一航才明白，认真地活过生命中每一秒钟就是在给自己最爱的人、身边的亲人，甚至这个世界传递一份力量。

正因为这种影像的力量对于现实的注入，《送你一朵小红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10亿，成为今年第一部票房过10亿的电影。韩延用自己对生活的善意向每位观众送出一朵小红花，“活着，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都需要一朵小红花的奖励，因为这种激励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票房表现出乎意料又仿佛情理之中

《送你一朵小红花》成为今年元旦档最热的电影，韩延却只在影片上映之初，接受宣传任务时转发了一下关于影片的微博，剩下的时间就是在家看看书、陪陪孩子。于他而言，电影上映之后，自己就要“从创作中抽离出来”，所以，他也不会看网上的影评，因为“我觉得那些内容如果看多了，会特别影响今后的创作方向”。

对于《送你一朵小红花》的票房表现，韩延坦承有些出乎意料，“我一开始对于‘小红花’的市场没有很高期待，之前拍《滚蛋吧！肿瘤君》时，我感觉到其实很多观众对于讲述癌症题材是有所回避的，所以，我对‘小红花’的票房没有预判。”

《送你一朵小红花》是韩延“生命三部曲”的第二部，癌症少年韦一航敏感又脆弱，压抑又封闭，以“丧”的方式躲避与外界的交流。直到遇到另外一个同样患癌的女孩马小远，在马小远积极乐观的态度影响下，也开始变得主动、敞开心扉，并得到了象征希望的“小红花”。

这部有些“丧”的催泪影片能在贺岁档取得这么好的票房，韩延现在分析，“可能是因为2020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大家都对生命有很多思考，不再像《滚蛋吧！肿瘤君》那时那么逃避了。另外，电影上映时赶上跨年的节点，‘小红花’跟大家告别2020年的情绪有些吻合，所以，这些原因把预售的票房拉得比较高。”

拍摄《送你一朵小红花》的想法在韩延拍《滚蛋吧！肿瘤君》的时候就有了，“《滚蛋吧！肿瘤君》根据熊顿的故事改编，因为篇幅有限，我们有很多的空间展不开。比如说，熊顿跟他父母的关系没有表达出来很可惜，当时就酝酿是否可以做偏重于家庭半径的作品，继续这一主题的表达。”

有了拍摄“生命三部曲”的计划，但直至2020年才拍摄《送你一朵小红花》，是因为韩延觉得自己的积累还不够，“我觉得这种影片的拍摄难点不是技术，而是这几年生活阅历和积累，给你一层层地添砖加瓦，让你内心特别饱满，才能去拍这样的题材。我觉得疫情有点像强压式地把心里的东西给填满了。本来我觉得还可以再沉浸个一年半载再拍，但因为疫情加速了。”

“我们科技现在这么发达，但出现一个我们看不到的病毒，就让整个世界停摆了，这个事给我冲击特别大。在这种情绪下，人类面对生死的心理，是之前我一直想表达主题中的一部分，我就加快了进度，把‘小红花’拍了。”

疾病是人类最现实的考验

任何人回避不了

韩延在20岁的时候，和同龄人一起谈论着实现梦想有多么不容易，可是随着年龄增长，他觉得最不容易的事儿就是活着，“我们先别谈那些形而上的梦想，没有人活着是容易的。每天走出门都看到每个人为了活着，用尽了浑身的解数，更别说那些生了病的人。病是人类社会里最特殊的一个存在，你回避不了。”

但物理的痛不是韩延想表达的核心，在韩延看来，科学家、医学家负责解决物理疼痛、解决肉体问题，而艺术从业者应该负责解决灵魂问题，这就是韩延拍摄《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初衷。

“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身体的疼痛，我们慢慢都会找到方式去缓解。但是人有一种痛，就是失去的痛苦，令人动容。”所以，触动韩延内心的是人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失去，“‘小红花’在讲我们留下的人应该怎么面对失去。韦一航的父母就用自己的方式给了孩子一个答案，来鼓励他的孩子去珍惜每一分每一秒，这是我想象中很理想化的一个状态。我之所以拍这样一部电影，其实就是想告诉这个男孩，你不要等失去了再去改变，改变这个事儿没有早晚，当下最重要，不要去等。”

好电影能带给观众一些感受、反思

而不是纯娱乐

《送你一朵小红花》中，马小远5岁时就大把吃药，可是她爱张罗、爱揽事儿，活得勇敢无畏；韦一航的父母担心随时会失去儿子，但是他们依然每天活力满满，让儿子看到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希望。

韩延想让观众在看影片后理解为什么要积极地活着，积极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无论你是像韦一航那样，觉得上天就是针对自己的那种人，还是马小远那样一直用积极乐观化解一切的人，又或者你是这两个孩子家长的身份，我都希望你能从这个电影里面得到一个信息，就是好好活着。”

生命诚可贵，在韩延看来，能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了，当你主动迈出那一步，积极地去开始生活，你会发现生活中处处充满了奖励，“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小红花’本意就是一种奖励和鼓励，而从我自己的角度上来讲，它是一种善意，可以代表的东西非常多：它可以是一个陌生人或者熟悉的人，或者是亲人、朋友，甚至是爱人之间建立的一种理解和沟通。从广义上来说，它可以变成整个世界，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那个润滑剂。”

在电影中给观众以启发、鼓励，也是韩延心中好电影的标准，“我心中的好电影首先不是纯娱乐性的，不说让我心灵上受到震撼吧，也要能稍微带给我一些思考和一些感受，哪怕是心理上非常小的波动。如果一个纯娱乐的电影，我看完再爽，心情再舒畅，也不是我对好电影的定义。我认为好电影在叙事流畅和技术指标都很完美的情况下，还能带给观众一些思考，给观众一些反思，或者是一些直观感受上的东西。”

谈及“生命三部曲”的第三部，韩延透露原本想再积累一段时间，但在拍《送你一朵小红花》的过程中，今年的特殊情况和大家的情绪令他有所启发，“第三部可能也会加快。我会把‘小红花’里面没有机会表达得特别透的一些内容拎出来，延续着去做下一部的表达。目前还没到剧本创作阶段，支离破碎的一些想法正在整理中。”

拍戏的时候说得最多的两字就是自然

虽然和《送你一朵小红花》的“缘分”已经结束，但是“小红花”对韩延而言是一部特别的电影，“我每次拍完电影，特别是当电影上映的时候，我就能知道这个电影给我留下了什么遗憾，今后需要怎么去弥补，但‘小红花’没有给我这种感觉，不但没有遗憾，有些东西甚至是超出我的想象。”

甚至于，韩延说他能感受到拍摄《送你一朵小红花》的运气，“朱媛媛、高亚麟和易烊千玺组成一家人就是我的一个‘运气’，他们三个人在一块儿的时候，不光脸像，气质、说话的方式，包括一些行为举止都很像。朱媛媛和高亚麟都是很有经验的演员，他们会跟易烊千玺互动，主动去聊天，而且他们也真的喜欢这个角色，喜欢剧本。演员的主动性上来了，他们自己就会把人物关系处理得特别自然，特别舒服。”

易烊千玺和刘浩存，一位凭借《少年的你》被视为“未来可期”，一位是新任“谋女郎”，两人可谓是超高起点，令人惊喜的是，两人在《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继续保持了自然稳定的表演，为影片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谈到如何选中易烊千玺和刘浩存这两位00后演员，韩延介绍说，他是在一次活动上碰见了易烊千玺，那时的千玺已经拍完了《少年的你》，但还没上映，“我也没跟他说话，就远远地观察他，发现他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他很安静，自己一直在角落里面呆着，很沉静成熟的样子。他看完《送你一朵小红花》剧本后，很喜欢韦一航这个角色，我那会儿也没有明确地说要什么时候拍，就和他说：‘这个电影我肯定会接着弄，你接着想，如果你还一直对韦一航有感觉，我们就一块儿来拍这部电影。’之后，我们偶尔碰一碰、一块儿吃个饭聊聊天。”

选择刘浩存是因为韩延看到了一张她在《一秒钟》里的剧照：“她像小乞丐一样，但那个眼神我就觉得特别对，我就跟张艺谋工作室联系了，说我能见一下这个小姑娘吗？我第一次见浩存的时候，她很小，一直低着头，也不说话。等我要开始拍‘小红花’的时候，已经一两年过去了，她正在拍《悬崖之上》，她长大了，也能沟通交流了，之前真的是像个学生一样，也不敢说话，特别腼腆。”

执导《送你一朵小红花》对韩延而言可谓驾轻就熟，“在创作上其实对于我的挑战并不是那么大，难点没有那么多，我想把细节拍得更细，更有质感，我觉得这是摆在我面前的唯一难题。我拍戏的时候说得最多的两字就是自然。我没有更高的要求，没有别的要求，只是要求更自然一点。我们把所有不自然的东西都剔掉。”

如何去掉易烊千玺和刘浩存身上的光环，而像平常人家的两个普通孩子，也是韩延所追求的影片“质感”。“浩存和千玺都会跳舞，他俩往那儿一站，你就感觉气质非凡，不是那种普通孩子的状态。所以，他们的肢体语言、气质需要调整，包括对于角色的理解，也花了一些心思。”

“我这个人，走路喜欢挨边走，坐公交，我必须缩在最后一排。我不想跟任何人产生联系，我怕我刚把真心掏出来，我就死了……”这是易烊千玺扮演的韦一航在雨中对马小远说的一句话，这场雨中表白也是全片最为打动人的情节之一，是易烊千玺演技的一个“高光表现”，也是韩延认为的《小红花》不但没有遗憾，甚至还超出他想象的地方，“他当时在雨中瞬间迸发出来的情绪，我觉得那是不可复制的，我觉得那个东西特别珍贵。”

拍这类题材是我自己也需要

一些活着的动力或道理

韩延说自己是悲观主义者，所以如果他生病，会像韦一航一样，“肯定特别颓”，也正因此，他才会被熊顿、马小远这样乐观积极的状态吸引，“这是我身上特别缺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在电影里想把积极的生活态度，表达给观众，也表达给自己，鼓励自己。”

《送你一朵小红花》可以说是韩延哭着拍完的，“泪点非常多，比如说父子和好的那场戏，比如岳云鹏扮演的吴晓昧在天台上说他爱人自杀那场戏，还有那个小女孩的爸爸在医院门口吃盒饭的戏份都让我拍摄时很感动。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互补，如果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可能也不会去拍这种题材。对于我而言，我需要这种题材来告诉我活着的一些动力或者是些道理，正是因为我需要，所以，我假设可能还有人跟我一样需要，我才会拍这个题材。”

《送你一朵小红花》中泪点很多，但是由于平行时空这一元素的加入，淡化了影片的悲伤氛围，让影片略显写实的题材增添一丝浪漫的想象。韩延表示，其实自己一开始对平行时空这个设置还有点抗拒，“平行时空的想法是编剧给我的，我一开始觉得这个想法有点浪漫主义，或者是有点完美主义了。但是，后来我也在反思，因为我觉得每次创作都是需要往前走一步，如果说这个概念我能够理解，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力量，也许我的创作和我对美学的认知又往前走了一步。于是，我就试着去拍，我在拍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但拍完再看，我开始慢慢明白了，平行时空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其实是个出口，是想象的一个可能性，其实我倒没有考虑说是不是因为结尾会太过悲伤，我只是觉得那是编剧给了一个可以想象的出口。”

《滚蛋吧！肿瘤君》和《送你一朵小红花》都在这一沉重题材中加入了很多轻松幽默的因素，韩延表示，并非出于迎合观众、考虑市场而设置，“熊顿本人就是一个特别幽默的人，片中的那些喜剧化情节不是我们编造出来的，我们去拍她的故事，就回避不了她身上幽默的部分。‘小红花’也没有刻意地去为了搞笑而搞笑，就是把生活里面一些有趣的东西搬出来，真实地复刻。”

艺术来源于生活，电影质感离不开生活这块土壤，而《送你一朵小红花》中令观众产生强烈共鸣的生活化的趣味，很大程度上是韩延平时对于世间百态的观察，“我们在做人物的时候，还是得把很多生活里质感的东西处理好，让人物跟观众的距离尽量贴近，才能去展开整个类型片的故事和矛盾冲突，让观众感觉到整个电影仿佛是从自己的世界里自然生发出来的。”“你去观察每个人，包括街上那些陌生人，我觉得对这种观察多了之后，就会形成一种记忆。我在写文本或者拍电影的时候，就会把记忆当成一个模板，希望能把它复刻出来。”

所以，在生活的土壤中才能生长出有质感的“小红花”，才能培育出启迪人心的好故事好电影。

文/萧游 供图/导协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