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雕像的权利鼓手黄锦：成都年轻人的眼界已超过老乐队

黄锦在《乐队的夏天2》。图来自受访者微博

重塑雕像的权利在2020年的乐队综艺夺冠后，鼓手黄锦收到很多祝贺的微信，大部分是在成都的朋友，几年前，当他犹豫着是否搬到北京加入重塑时，也是这些成都的朋友鼓励他出去试一试。他一直是成都一流的鼓手，参与创建了声音玩具乐队，也与各类不同风格的音乐人有过合作，几乎经历了成都摇滚乐的整个发展过程。他希望成都的年轻乐队可以走出舒适区，让新环境激发出更多的创造力，同时也承认，如今成都新乐队的眼界和格局都已超过老乐队，他的建议只是一己之见。

节目中，黄锦前后参与的两支乐队有着不同的境遇，重塑走到了最后，而声音玩具首轮遭到淘汰，黄锦认为声音玩具选了一首不那么“声音玩具”的歌，是他们没能继续向前的原因。但对于黄锦来说，《明天你依旧在我身旁》有着另一个意义，那是他在声音玩具编完的最后一首作品，这首歌定稿之后，他没有参与录制便离开了乐队。一年后，他离开成都加入重塑雕像的权利，新乐队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他和刘敏是认识了二十年的朋友，他说如今做音乐，想做更适合自己内心的东西，他一直喜欢电子，重塑的音乐更贴近他此刻的审美。

黄锦2020年在成都草莓音乐节。Hasong 摄

新京报：你最开始做乐队是什么时候？

黄锦：2000年春天的时候，做了朝圣者的背叛乐队（声音玩具的前身），两个月后，加入了另外两位同志乐队，那时候另外两位同志已经发了两张唱片《系统开发人员被困》I和II，差不多同时在做这两个乐队。再之前，1998年时还加入过一个乐队，成都非常早期的一个乐队叫失眠，他们的吉他手离开后组了新乐队，我去做鼓手和打击乐，差不多是我做音乐的开端。

新京报：这两个乐队很早就向外拓展，杂志和论坛上，除了北京，成都算是摇滚乐最活跃的城市。

黄锦：是的，当时成都唯一可以演出独立音乐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小酒馆，除了本地的演出，唐姐（小酒馆“馆主”）也开始带领成都的乐队来到北京进行巡演，最早她带着另外两位同志，和另一个叫菠菜的乐队去北京巡演，那次我没有参加。2000年时，唐姐又带了成都九个乐队到北京巡演，这次另外两位同志和朝圣者的背叛都在里面，小酒馆后来还出过一张VCD，是那次巡演的纪录片。那次北京巡演完不久我们就和小酒馆签约了，乐队也改了名字，跟唐姐和当时的经纪人史雷有了比较紧密的合作，开始带我们到北京录音，拍宣传照，这样的机会在当时对于独立乐队来说很难得。

2003年黄锦迷笛音乐节演出。图来自受访者微博

新京报：那时候觉得北京和成都的摇滚乐区别大吗？

黄锦：最大的区别是在技术上面，我们乐器操控上没有北京乐队成熟，但音乐上没有比北京差，甚至我觉得更好，但技术上确实不如北京的乐队。成都乐队风格一直比较多元，那时候中国摇滚乐有几个潮流，早期的Grunge和后来的新金属，成都也有玩这种风格的，但不是很多，大多乐队都在做自己的东西。

新京报：据说声音玩具录制第一张《最美妙的旅行》时，也想过录制《晚安，国王》这首30分钟的长作品。

黄锦：《晚安，国王》的框架是我和李琨那时候做的，后来他先离开了乐队，我把《星期天大街》这首歌的鼓编完也走了。首张专辑里我并没有完全参与，很多歌是后来的乐队成员完成的，《晚安，国王》在键盘手王前的加入以后有很大的变化，当时的鼓手豆豆和贝斯手小柳也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想法，现场非常棒，不过一直没有录制。

新京报：后来你和现在马赛克鼓手高欣还做过一个乐队热超波，但忽然就没有了下文。

黄锦：是的，当时是高欣想做这么个乐队，邀请我也加入，这个乐队是成都第一支Big Band，玩ska punk，Big Band这种形式和乐队风格都很特别。但乐队没有什么规划，更像是朋友在一起玩耍，想排练大家就一起排，不想排练就各干各的，挺慵懒的，这点特别成都。

黄锦早期照片。图来自受访者微博

新京报：重塑乐队第一次演出是在成都小酒馆，那时候你和乐队认识吗？

黄锦：那场演出我不在。不过我和刘敏很早就认识，算2020年应该是整二十年。最早是上海乐评人孙孟晋邀请两支成都乐队去上海演出，一个是我在的另外两位同志，另一个乐队就是刘敏的U235，我们通过那次演出认识的。后来U235在小酒馆做专场，我客串了他们的鼓手，排练了一下午，晚上就演了。U235一直没有固定鼓手，到哪里演出就现找当地鼓手来玩，在成都我和他们玩了一次。

新京报：真正认识重塑乐队是什么时候？

黄锦：应该是2012年，重塑来成都演出，那是第一次看他们乐队，也是那次认识了华东，加了微信经常一起聊天。有一天华东跟我发信息说想在重塑之外再做一个新的乐队，问我要不要参加，那时候我还在声音玩具，没法去北京，但以不同乐队乐手身份做个新乐队的想法挺有意思的。华东还建了一个微信群，大家往里发发自己喜欢的歌，大家那时候都喜欢battles乐队，如果当时要做的话，会朝这个方向做。后来大家精力都不够，最重要的是不在一个城市，计划就搁浅了。

新京报：加入重塑又是怎样的过程？

黄锦：在我退出声音玩具一年后，华东微信和我说，乐队鼓手离队了，问我要不要加入。当时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事，要加入就得搬到北京来，而我的朋友和家人几乎都在成都，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适应这种转变，挺纠结的。后来我到北京和他们见了一面，还小小地排练了一回，当时彼此都觉得挺合适，唯一的问题就是我能不能来北京。我考虑了两天，决定来，回成都准备了两个月，就过来加入了重塑。印象里好像是2016年6月11日乐队正式第一次排练。

重塑雕像的权利。图来自乐队微博

新京报：在北京做职业音乐人和在成都有差别吗？

黄锦：对我来说差别还挺大的，在北京我好像除了音乐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干。刚到的时候，每天都是我和华东、刘敏三个人。我们住在通州，离市中心比较远，北京也有几个朋友，但见一面吃顿饭路上要花好几个小时，时间成本太高。所以音乐上反倒变得专注了，我在成都很懒，很难专注。

新京报：排练把胳膊练得不一样粗是怎么回事？

黄锦：那是新专辑《8+2+8 II》那首歌，定稿下来后，鼓的部分演奏时几乎用的都是右手右脚，没有左手左脚部分。而且重塑每一首歌都要排很多遍，这首歌我们排练了差不多半年，我们隔一天排练一次，这半年我几乎只用到右手右脚，所以俩胳膊打得不一样粗。

新京报：马赛克参加完节目决定到北京发展，你也建议过秘密行动过来，他们在成都已经算是很成功的乐队了。

黄锦：我建议过秘密行动来北京，我觉得到了北京生活肯定没有在成都舒服，但能激发出新的东西，这些东西在老家很难被激发出来，这跟刻苦不刻苦没有关系，是环境等问题。成都太温和太温顺了，缺少野蛮生长的力量，它很精致，但缺少野劲儿，做音乐，尤其摇滚乐还是需要野一点。有很多外地的乐手来成都生活，都特别享受成都的安逸，但他们骨子里原本就有很野的东西，来成都中和一下是很好的。就像海龟先生，他们不是成都乐队，但在成都发展，他们音乐是非常野的。而成都本地的乐队反而缺少这种东西。

新京报：这是一直存在的现象？

黄锦：我觉得年轻一点的乐队反倒要好，比如秘密行动和海朋森因为经常去外面演出，音乐上展示出了锋利，他们都有很独特的社会视角，在音乐里注入了人文的东西，眼界和格局都要超过老乐队。

新京报：新乐队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的不同，相比你刚开始做乐队的时候？

黄锦：他们非常快速地能在初始阶段找到适合自己音乐的风格，我们那时候好几年都找不到。还有他们的音乐语言表达准确，你看陈思江的歌词，秘密行动的音色和节奏，都有非常明确的东西。

新京报：他们除了音乐上的特色以外，乐队发展过程也是很清楚的，我觉得这也是和成都之前乐队的差别。比如你参与过的声音玩具，总是走走停停，脉络并不是很清晰，热超波也是，当时为什么用这种方式经营乐队？

黄锦：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我们那时候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也不懂不知道怎么经营乐队。以前想的都是做乐队、排练，排完去找livehouse演出，在成都就是小酒馆、麻糖、家bar这几个地方，然后继续做音乐，演出，没有什么真正的推广。2015年之前，成都的乐队没有谁把自己经营得很好。后来这些新乐队开始有了这方面的意识，一个独立乐队的经营，是很立体的事，不仅仅是做音乐。

新京报：现在新乐队的起点都很高，会有压力吗？

黄锦：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自然规律，你不能跟这个抗争。老乐队不要说年轻乐队不成熟什么的，他们早晚会成熟的，而且会成熟得很快。年轻乐队也不会想超越什么的，他们更想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我觉得年轻乐队还是挺值得学习的，压力肯定会有，但你得接受这种挑战。说句实在点的话，如果我们的音乐市场长期被一个乐队或同一拨乐队掌握，那这个市场就不是很健康，

新京报：离开成都这几年，最想念的是什么？

黄锦：其实我来北京时最纠结的是我的父母，到现在也是，他们年纪大了，我又是独生子女，长期不在他们身边，特别不放心。比赛完参加成都草莓音乐节，我提前四天回到家陪陪他们，因为疫情，这是我2020年第一次回家，看他们身体健健康康的，踏实了很多。

新京报记者 汤博

编辑 田偲妮 校对 李项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