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卓异

在最近结束的竞赛类综艺《脱口秀大会》第三季上，被很多人视为“异类”的杨笠是以自嘲的方式谢幕的。她表演的最后一个段子是自嘲睡觉打呼，在离场感言里，她又说自己“好像在这个舞台上从来没有说过‘人话’、正经话，都是乱讲笑话”。

这种自嘲式的收尾让很多人惊讶，因为这和杨笠之前的表演看上去判若两人。在性别议题上，她一直被看作本季《脱口秀大会》上最敢于主动出击的选手。突围赛时她吐槽脱口秀行业里女演员少，主题赛时她嘲讽男性的迷之自信，抢位赛时她又说时尚超模的身材“足够平”是一种对男性欲望的“不屑一顾”。

这些段子的锋芒在网上激起了大量争议，不喜欢的人说她“冒犯”过头，段子逻辑不成立，用偏见攻击男性，刻意挑起性别对立；而喜欢她的人，包括比赛嘉宾罗永浩，也会出于欣赏称她为“攻击型人格”。

不仅是杨笠，在这一季《脱口秀大会》上，几位冲到最后的女性脱口秀演员，既让人看到了女性脱口秀表演的崛起，又让人看到了女性脱口秀演员面临的现实社会陈旧观念的铜墙铁壁。

当自嘲与嘲讽完美合一

如果仔细看一下杨笠的这些段子，就会发现它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攻击性，反而是一直和自嘲交织在一起。她讲脱口秀女演员少，语境是吐槽自己上一季即使在少数女演员中也不算突出；她讲男性迷之自信，但同时自嘲“我们女生交起朋友来就是没有理智”；而她讲时尚超模的时候，则一直在讽刺自己不美、不时尚、没有钱。

像这样自嘲与嘲讽并用，其实是脱口秀表演的常见策略。脱口秀的笑话常常由两个部分组成：铺垫和笑梗。这两个部分的逻辑线要强烈冲突，才会在出人意料的碰撞中制造笑点。自嘲与嘲讽的逻辑线天然对立，所以在很多时候可以互为铺垫和笑梗，相辅相成。

一个出色的例子是本季冠军王勉在突围赛上唱的《我爱的女孩》。这首歌曲的大部分都在嘲讽“饭圈”女孩的逻辑线上发展，但结尾处王勉突然切入自嘲的逻辑线，表明他自己扮演的角色也不是什么所谓“正常”“理性”的人，而是一个“饭圈”男孩。前面的嘲讽本来已经笑梗迭出，最后又巧妙地变成自嘲的铺垫，不但翻出了又一层笑梗，而且收回了从“正常”视角自上而下对“饭圈”的“冒犯”，回到了“安全地带”。

和王勉一样，杨笠以及进入本季《脱口秀大会》十强的另外三位女性演员都是善于结合自嘲与嘲讽的高手。身材焦虑和消费欲望是颜怡颜悦组合常用的自嘲梗，譬如烦恼脸太大、热衷减肥、不相信脱毛产品但还是要“买来试试”。李雪琴则喜欢自嘲只是“网红”、没有男人喜欢、脸比颜怡颜悦还大等等。但她们的自嘲梗又与嘲讽梗互为铺垫，常常自下而上地刺到某些看似“正常”实则扭曲的价值观，譬如消费社会对女性的物化和束缚、性别与文化的刻板印象、陈腐有毒的“心灵鸡汤”等等。

有的时候，这些女性演员的水平甚至高到可以让自嘲和嘲讽完美合一。譬如杨笠讲男性迷之自信，其实是一个自嘲与嘲讽两面一体的大梗的一部分。在那段脱口秀表演里，她一开始就说自己喜欢男生，是“因为喜欢才攻击”男生。她眼中的男生既“美好”又“神秘”，“永远都猜不透他那小脑瓜里到底在想一些什么”——譬如，为什么可以矛盾到“明明看起来那么普通”却可以“那么自信”。

这一连串用语乍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只要把性别对调，就会变得很耳熟——比如“一个男孩子欺负一个女孩子其实就是喜欢她”；比如女人“美好”又“神秘”，是“矛盾的动物”；再比如“你永远猜不透她的心思”，“不知道她的小脑瓜里都装了些什么”。

所以，杨笠所做的，只是把每个女生从小听到大的一些话原样送还给了男生。她所扮演的角色也算不上什么“攻击型人格”，而只是一个用男性通常看待女性的方式来看待男性的女性。在这种视角下讲男性的迷之自信，也只是对“神秘”的举例说明。

也就是说，杨笠在舞台上立起的“人设”正是她嘲讽对象的镜像，她的嘲讽也正是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自嘲。这种手法的巧妙之处在于，当感到被“冒犯”的观众们怒斥杨笠扮演的角色说话没有逻辑、以偏概全、充满刻板印象和性别敌意的时候，他们攻击的其实是一个男性的镜像，而且很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镜像。

这就是喜剧的力量，它甚至能让那些对喜剧的攻击也变得可笑。

顺应俯视的眼光而进行的自嘲“不是谦逊，而是羞辱”

不过，喜剧背后当然是悲剧。关于杨笠这段表演的争议，最大的悲哀之处在于，为什么像王勉的表演里那种自上而下的嘲讽用一层自嘲就足以消解“冒犯”感，而杨笠已经把她自下而上的嘲讽用层层自嘲包裹了起来，还是有那么多人感到被“冒犯”？

杨笠在访谈中曾提到，网上夹杂着各种污言秽语的反弹，甚至让她和来安慰她的颜怡颜悦“哭成一团”。如果这种巨大的压力真的影响到了她的谢幕方式，那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她的谢幕表演确实与之前的表演出现了本质上的不同，只是不同之处并不在于有没有自嘲，而是自嘲里面有没有勇敢的嘲讽。

杨笠谢幕前那个打呼的段子，可能是她本季最令人遗憾的表演。这个段子设定的表演情境是杨笠醉酒不省人事，一个她“特别喜欢”的男生把她送回家便离开了。第二天，她“衣着整齐地独自在床上醒来”后，给那位男生打了个电话，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你是有什么问题吗？”男生说她打呼声音很大，杨笠似乎就明白了。她说：“女生打呼……能让一个男人瞬间清醒”。

这个段子的现场效果非常好，笑梗不断炸开，但所有的喜剧效果都建立在一个常见而危险的性别关系观念上——当一个男生面对一个醉酒的女生的时候，尽管她明明不省人事，他却有权当她其实是“愿意”的，如果他居然放弃了这个“可乘之机”，可能就是他的“男性气质”出了“问题”。

从这个假设出发，杨笠又翻出自嘲的笑梗来保全那位男生的面子。原来，不是他的“男性气质”出了问题，而是她扮演的角色的“女性气质”出了问题——女生不该打呼，更不该大声打呼，那是只有男生才可以做的事情。

这样的遗憾让我想到了澳大利亚脱口秀演员汉纳·盖茨比（Hannah Gadsby）。2017年到2018年，盖茨比曾进行过一场题为《娜娜》（Nanette）的巡演。在表演中，她宣告将结束自己的脱口秀生涯，因为“脱口秀不再让我感到舒适……它让我滞留在了青春期”。

由于性取向的原因，盖茨比一直是成长环境中的“异类”，从小接受的教育让她习惯于以自己的“不正常”为耻。当在青春期与“正常”的世界残酷冲撞时，她的第一反应是自我贬低。与这种心态一脉相承，盖茨比在20多岁时开始的脱口秀事业也是“靠自嘲建立起来的”。她单纯的自嘲既不会“冒犯”到那些“正常”的观众，又可以帮她把自己经历的冲突与创痛用笑声“封存”起来，仿佛那样就不用再去面对。

然而，在《娜娜》里，盖茨比说她“再也不想这么做了”。已经40岁的她彻底明白了，顺应俯视的眼光而进行的自嘲“不是谦逊，而是羞辱”：

为了争取发言权，我把自己降低一格，仅仅为了被允许发言，我绝不会再这么做了。我再也不会这么作践自己，羞辱与我同属一个群体的人。如果这意味着我的喜剧生涯玩完了，那就随它去吧！

不过，盖茨比的喜剧生涯并没有因此“玩完”。恰恰相反，《娜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脱口秀表演的经典。盖茨比也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于2019年复出，推出了新作《道格拉斯》（Douglas）。

从《娜娜》到《道格拉斯》，盖茨比成为了完全抛弃自嘲、直接自下而上辛辣嘲讽的脱口秀大师。她尤其擅长“手撕”西方艺术史上那些被奉为权威的白人男性，包括毕加索。

盖茨比称毕加索为“渣男”，原因之一是他在42岁时与17岁的未成年女性玛丽·特雷斯·瓦尔特（Marie-Thérèse Walter）开始的婚外情；原因之二是他曾经说过：“这段缘分来得刚刚好，因为我和她都处在人生的高峰期！”在这句话里，他的“高峰期”是指自己事业和资源的顶峰，而她所谓的“高峰期”则其实是最让他垂涎，也容易被控制，容易在被欺侮时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青春期。

盖茨比针锋相对地评论道：“一个17岁的少女永远不可能处在她人生的高峰期，（40岁的）我才是处在人生的高峰期！你敢不敢挑战我的能耐？我相信没有人敢，因为你们都知道，一个受伤后重新振作起来的女性是无敌的！”

在突围赛时的本季首秀里，杨笠讲过这样一个段子：“为什么大家对女性的幻想就永远是年轻、漂亮、身材好？为什么女英雄就不能老呢？……她为什么不能是60岁，饱经沧桑、历经风霜、头发花白、两眼放光？……身材虽然不像原来那么完美了，但是她往那儿一站，依然很有气势地说：‘我看哪个孙子要毁灭地球，先问问奶奶我答不答应！’”

这其实就是盖茨比所说的高峰期。在自己的“青春期”里，中国女性脱口秀已经展示了强大的力量，也在与环境的冲撞中体验了创痛。等它在创痛后走到高峰期的时候，“无敌”的女性演员们就不必再靠自嘲给自己若有若无的防护，更不必再把单纯嘲讽的刀尖自上而下地转向自己和自己的群体。而杨笠的这段话，也就不会再是什么段子，而会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

到那时，也许真的已经“头发花白”的杨笠们就可以“两眼放光”地说，那些扭曲的旧观念已经被她们“活活熬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