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林演讲丨拍电影一点都不牛，拍好电影才牛

大家上午好，两年前我跟宋方金去了威尼斯电影节，走红毯的时候国内的记者采访我们俩，我俩就侃侃而谈。然后就误了走红毯。人家说你们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说我们不介意，我们可以跟现在这位女士一块走，人说这是Lady Gaga，宋方金说对，我们不介意。可Gaga介意，所以我们就没走成，然后我们就在威尼斯岛上溜达。

这是宋方金第一次出国，虽然没走成红毯，但他依然非常兴奋。随后我们经过了一个漂亮的殿堂式建筑，里面有好多罗马柱，宋方金激动了，说海林你赶紧给我拍个照，说这是凡尔赛宫。我说你别丢人了，凡尔赛宫在法国，这是意大利。方金说那这是什么呢？我看了看，我说这是一座赌场，宋方金就很感慨，说这个设计很有意思。电影节在这儿举办，它的中心建筑是个赌场，就好像意味着电影就是一场赌博，是电影人和时间的赌博，看谁最终能在时间的长河中留下来。

疫情期间，有位公司老总邀我面谈一个项目，当时正是北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就问去哪？他说去星巴克，我说别逗了，所有的咖啡厅都关门了。他说颐堤港有一家开着，我就非常忐忑，准备出发的时候他来电话了，说那家也关了，我说咱俩就视频电话吧，这个老总就说俩男人视频电话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我说你对视频电话是不是有什么误解？最后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见面，我们俩费尽了心思，我提议在东大桥立交桥下边，他从西边来，我从东边去，我们都不下车，把车窗摇下来进行交谈。

他就提议去温榆河裸露的河床，那里有芦苇荡，我们在那谈的比较安静。但我感觉这个场面就如同无数电影里毒品交易的场面，而且那儿正好是北京的朝阳区，我担心朝阳群众产生误会，最终也没定好去哪儿，这个项目就给拖黄了。

其实项目黄了的原因，不是因为见面地点找不着，而是因为疫情的影响。我看见北美崔哥说再隔离下去，我跟我媳妇就要产生感情了。

最近得知诺兰在疫情居家隔离时间写了三个剧本，让人叹为观止，同时我们也都感到很惭愧，但是现在我们不再嫉妒诺兰了，因为美国可能要长期处于疫情当中了。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聚集一堂，这次活动的各方面防控做得也都非常认真，虽然危机始终存在，但是我们能感到安全安定。

我们对中国充满信心，也对我们自己充满信心。

我认识的编剧们都在疫情期间埋头创作，全力为复产复工做准备，创作力高涨，一刻也没有停息，在他们的笔下每天都会产生很多精彩的故事。有一天我突然惊醒，我们编剧写出了这么多好的剧本，中国电影可怎么办呢？拍的过来吗？当然大家知道这就是一个美梦，中国电影要提高，首先要有好剧本，现在我们好剧本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造成这一切的主要责任在宋方金，每天演讲作报告，不好好写剧本，次要责任在我，我没有好好督促他。

说句实话，中国编剧要有紧迫感，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提高叙事技巧，我们现在整体上叙事还比较简单笨拙，有时显得比较幼稚，更重要的是赤子之心不可移，人浮躁，为市场写作为票房写作，不要忘了为自己的内心写作。来到厦门，我们也知道了鼓浪屿名字的来历，是浪击打巨石发出澎湃的声音，如同响鼓连绵不绝。你去鼓浪屿看惊涛拍岸，内心总会被震撼。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正是来自于此，浪击鼓响，文由心生。

用凡尔赛文学如何谈论疫情后的中国电影。10月15日，中国电影票房超过北美，以19.3亿美元的成绩成为全球第一，怎么就成为全球第一了，真烦，人家还没准备好呢。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世界不等于西方。《战狼》的编剧刘毅，他去非洲遇到一个黑人导游，牵骆驼的，老跟他说，我最喜欢的一部中国电影看了16遍叫IPMAN,刘毅就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什么电影？Ip man。突然想起来你说的是不是《叶问》？因为广东话叶问的这种音译过去，Ip man。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叶问》这样的电影为什么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能受到欢迎？

当然我们也会想起李小龙,他之前的中国人的形象,在西方电影里是愚昧的、落后的、怯懦的、卑微的，但李小龙他却是阳刚的、自信的、勇敢的，所以李小龙也好，叶问也好，这些电影都表现了被压迫民族，包括社会上的弱者不甘于被欺负，体现了弱者面对抗强者时不服输的精神。中国电影, 第三世界是不是世界？那是更广大的世界，走向世界的时候。学习别人先进的电影技术的同时，我们不能做别人思想的附庸。

中国电影需要有中国表达、中国立场。这些年很高兴能看到中国电影敢于表达,像《流浪地球》，各国电影面对世界末日有不同的表现。在西方普遍的方舟方案之外，我们有了中国方案，那就是带着地球去流浪，这是更有道德力量的，同时也更具浪漫主义的中国方案。

世界疫情前景不明，中国率先走出了困境，中国正在改变世界的格局，这也是中国电影难得的历史机遇，希望我们抓住这个机遇，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改变历史，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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