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片只有1%的《气球》，却是每个女性都该看一看的佳片

中国不缺故事，需要的是好好讲故事的人。

对于大多数影迷而言，电影《气球》“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获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奖最佳影片提名，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提名，第3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之最受欢迎影片提名，第2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金椰奖（最佳影片奖）……

因获奖无数，影迷们的期待值被拉满。在11月20号电影《气球》上映后，它拿下了豆瓣7.9的高分，也引发了观众的思考和热议。

《气球》以上世纪90年代的藏区为背景，讲述灵魂与现实的紧张关系。达杰一家因“避孕套”陷入了一系列尴尬又难以抉择的事情中。

两个调皮的小儿子偷拿父母的避孕套，并吹成气球换来邻家小孩的哨子。然而具有性意味的避孕套只能被遮遮掩掩，当隐晦欲望曝光于日常生活的台面上时，达杰被指不害臊。

以此为导火索，没了避孕套的卓嘎（达杰妻子）意外怀孕。而此时却是红白事相交之际，高龄爷爷的去世赋予了卓嘎身孕新一层的宗教蕴含——亡灵选择她肚里的新生命作为转世的肉身。

一边是卓嘎出于现实考量的担忧。在计划生育严格执行下，家庭的经济条件已难以支付超生罚款、并且四个孩子的赡养质量难以保障，因此她想要打胎；

而另一边是达杰虔诚的宗教信仰。在上僧的指引之下，父亲的亡灵是因为过于思念这个家而选择如此转世，打胎意味着将父亲的亡灵拒之门外，因此他决绝制止。

如此，电影名“气球”并不单纯指物质意义上的气球了，而多了一层暗含“避孕套”的隐喻。其实细究电影的宣传海报，不难发现从气球出发隐形书写着两重矛盾关系：传统宗教与现代科学，父权社会与独立女性。

以女性生育表达“控制”

卓嘎意外怀孕了，女医生周措告诉她不要再生了，“女性才不是生育的工具啊”“你们家怎么保证四个孩子的养育质量”。出于家庭经济的考量，卓嘎做出了艰难的决定，“有可能上僧的指引是错误的啊”，她想要打胎却被信仰虔诚的丈夫扇了一耳光。

当她躺在打胎的手术台时，达杰带着大儿子冲进手术室。后辈的泪水在眼眶打转，恳求她“妈妈可以生下来吗？爷爷在世时最疼我了。”

尽管作为怀胎十月、日后养育的主要承担者，但生育的确不是女性单方面就可以决定的事情。“卵子的最终使命，不是成为一颗受精卵，它就可以只是一颗卵子而已。”现代女性马伊琍的“卵子使命论”更加佐证亡灵转世生育观不具现代性。

面对男性占据主动方的欲望表达，女性似乎只能作为拒绝和接受的客体。但好在导演万玛才旦在结尾做出了开放式的解答，究竟生了还是没生，全然看观众个体的二次解读。

在接受采访时，导演表达出自己创作的理念——绝不因为“创作者”身份的权力赋予，而高高在上地站在上帝视角，有头有尾地安排好笔下、镜头中的角色人物的命运。

“人物一旦成型了，就会跟着她自己的命运去走。就像在《气球》里，最终女主有没有出家，我并没有给出答案，那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豆瓣用户科林的影评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的，“女性在这过程中承担了关键又次要的作用：她们是佛教预言投胎转世的母体，受宗教之制；也是性欲涌来肌肤之亲的客体，受男性之占；更是计划生育严苛处罚的对象，受国策之惩。”

让人记忆深刻的还有电影中卓嘎妹妹的这一条副线。在这一条叙事线中卓嘎的“被控制者”身份发生漂移，她作为主线父权社会中的被控制者，转化为控制、安排妹妹恋爱和人生走向的主动方。

卓嘎界定成为尼姑的妹妹为父权社会的“受害者”，作为姐姐她理应保护妹妹，于是她烧掉了《气球》一书。这是妹妹的前男友送给妹妹的书，她不仅烧掉了解开“误会”的可能性，还背着妹妹劝退了前来解释“误会”的施害方。

解释误会重要吗？对于卓嘎而言，这早已无所谓了。她早已将妹妹“保护”起来了，尽管这种保护实质上是一种控制。

属于妹妹的真相重要吗？烧掉书、劝退妹妹前男友是一种“留白”的艺术手法，导演再次将真相的解读权利留给了观众。

有人解读为反讽，敢于自己选择跑去打胎的卓嘎，无疑是具有打破“控制”桎梏的角色形象。而恰恰是这种讨厌控制的女性，却在控制另一位女性。

也有人解读为两种女性形象的对比，一种是身陷现实泥潭的家庭妇女，而另一种则是应该戒断欲望幻想的佛教尼姑。但无论哪一种都难逃宗教和父权社会的“约束”。

藏族导演的智慧与担当

比起将电影《气球》看作一个女性主义题材的命题作文，导演万玛才旦表明他更愿意作出有关民族文化的现代性思考。

表层是女性生与不生的选择，生即将面临现实的压力，不生就身陷宗教的压力。其实深层表达的则是——传统宗教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对抗。

其实，这也是导演一贯的创作理念，他的早年作品“藏地故乡三部曲”——《静静的嘛呢石头》《塔洛》《老狗》也在表达新旧文化较量的时代话题。

电影《塔洛》讲述了孤儿牧羊人塔洛的爱情故事。在他进城办理二代身份证时遇到了理发店女老板杨措，向来盲目的情愫迷醉了这位真实生活中的边缘人。塔洛卖掉了羊、并将毕生积蓄16万元托付给杨措，而她却拿着这笔钱逃离了他。残酷的现实将塔洛单纯的理想击碎。

看似爱情，实则寓言。自我身份认同与社会身份认同的两相矛盾，田园牧歌生活代表的传统文明与繁华都市生活代表的现代文明之间的碰撞冲突在电影中暗流涌动。

从文笔书写到影像设计，从主题寓意到镜头语言，万玛才旦兼具作家、编剧、导演这三重身份，无疑是极具才华和智慧的。谢飞是导演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称其为“电影作家”，“他的作品有自己的特色，不是纯娱乐化，我们应该爱护它。”

老师还肯定了藏族导演拍摄藏族题材电影的主体性文化自省。

导演万玛才旦具有民族身份的优势——作为藏族去拍本民族文化的电影。与以往的一些藏族电影不同，这些其他民族的、甚至外国导演对于藏文化而言都是“他者”。因为缺乏语境的深描，这些作品中的藏族文化往往处于权力凝视下被看的客体地位，容易被曲解和误读。

但导演万玛才旦不同，作为藏族人、因为语言、地域、文化等接近性的优势，他能够更加深入、接近并尽可能地真实呈现出最“原汁原味”的藏族文化。

万玛才旦有自己呈现本民族文化的追求和标准。就拿“御用演员”来说，电影《气球》中的演员都不是第一次同导演合作。男主达杰、女主卓嘎的扮演者金巴、索朗旺姆分别在《撞死了一只羊》中饰演司机、老板娘；卓嘎妹妹的扮演者杨秀措在《塔洛》中饰演理发店店主。

还有电影拍摄的艺术手法都是学院教学的典范。“《塔洛》以黑白固定镜头营造世界虚假的稳定性”，影像正反对比突出的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取景构图、细节捕捉又推动情节波折、象征意义等待着读者的解读。

同时他的作品又是接地气的，保持着缓缓不急的影片节奏。观众每一次以为要结束的时候，却又会发现故事还在继续。本以为卓嘎在被丈夫扇耳光后，会妥协于男权，但镜头一转，她躺在了人流的手术台上；本以为卓嘎选择打胎与宗教和现实抗衡，但丈夫和儿子恰恰又冲进了手术室；本以为对抗失败的卓嘎选择成为尼姑，但与妹妹抬头望向天空中红气球的镜头又将故事留给观众继续。

对于拍摄藏族题材电影的得心应手，归因于万玛才旦本身就是藏族人。他可以把西藏的美、西藏真正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以戏剧化的冲突展现在荧幕上。这些超脱自然的画面更加突显出对西藏的神圣向往，从而达到以藏族电影吸引观众、打开市场、走出国门。

藏族文化用“丰富”一词都难以形容其饱和度，缺的不是文化，而是正确的引导者和讲述者。导演万玛才旦就是这样的代表。

同理，中国不缺故事，面对世界文化的潮流、面对市场效率要求下的落后淘汰，缺的是具有文化自信的智慧传播者和国潮儿们。

图片来源

豆瓣 / 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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