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电影中的老百姓，不仅仅是工具人！

从电影院走出来的时候忍不住感叹，《一秒钟》让我看到了久违了流畅叙事和复杂的人物塑造，电影中的他们终于不再是为了情节发展而设定的工具人，而是切实的、厚重的历史的尘埃。

简单的故事

不得不承认的是，《一秒钟》的故事情节，真的足够简单。一言以蔽之，想要看电影的男主和想要偷胶片的女主为了一部短片而产生交集。所有的人物和故事，都围绕着这两个人物对于电影的渴望而展开，在西北荒漠中的小城镇里，所有的爱和无奈都交织在电影这个客体上。

男主人公曾经是劳改犯，因为打架被勒令劳改近十年，落得妻离子散的场面。十几年没有看见女儿的他在得知自己的女儿出现在宣传电影《新闻简报22号》中之后，选择逃离劳改所去看这一场电影。

在电影中并没有明显地告诉观众他为什么这么急于在电影上看仅仅出现了一秒钟的女儿，而是通过暗示的手法交待出原因所在。放映范师傅在询问“这么小的年纪为什么要跟别人争呢？”的时候，劳改犯面露不解和陷入难以克制的自言自语；在刘闺女气急说出“她怎么没给米袋子压死”之后，突然的暴怒让他在情急之下踢倒刘闺女的凳子；对于出现在电影中仅仅一秒钟的影像中不真实女儿的执念让观众难免猜测到，他的女儿可能在争先劳动中死去了。

在这个背景的支撑下，电影中的情感才更容易被理解，劳改犯对那一秒钟电影影像近乎病态的渴望和不惜以威胁和自己再次被抓走为代价的行为，成为深刻情感的出力点和支撑。

而刘闺女的另一条线，相比于此似乎没有那么多悲怆的意味，更多的是一种辛酸。被抛弃成为孤儿的故事假作真时真亦假地被讲述出来，从一开始有点好笑地觉得这个孩子只是在编故事，到后来能感受到她举重若轻讲出自己身世时的那种有点悲凉和无奈的意味，刘闺女身上的坚强和隐忍就不需要再多说了。

刘弟弟的名字潦草如斯，但姐姐对他的关爱却认真到跑那么远的路去偷一卷胶片，他们两人的情感诉求不仅仅是灯罩和怕挨打的恐惧，更多的是对一个完整、有温馨气息的家的渴望。好不容易吃上一碗面都要端回家的姐姐，希望弟弟能有光明的未来，大概也同时希望着自己能够有归属感和付出爱的责任心吧。而偷胶片，则是她在那种走投无路情况下能够做的唯一选择了。

一个要看电影，一个要偷胶片，两个相悖的愿望背后是相近的对爱和家庭的情感表现。在这并不复杂的情节背后，是更复杂的“小人物”们，是那些作为劳改犯和刘闺女漫漫观影路上或是帮手或是阻碍的小人物们，他们是背景板，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甚至更能反映出时代特点的“尘埃”们。

复杂的他们

电影在那个时代的特殊性不言自明，偏远的大西北，荒漠和黄土无穷无尽地延伸在老百姓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乏味的农耕生活让他们的日子几乎难以为继，思想控制的枷锁让他们接触不到更加鲜活的外部世界，而几部样板戏情节的电影，则是他们几个月以来仅剩的消遣。

会有期盼，所以在电影院门口站着，拖家带口地期盼着，为了一个位置巴结讨好着放映员——也只有往口袋里塞点零食的小把戏。他们不懂胶片，只知道为了保证电影能放出来要按照指示去清洗、去扇风、去做那些他们不能理解其意义但是很有参与感的重要事情，反正一定要克服万难看电影。

精神世界的匮乏让他们的反应真实到接近于粗鄙，粗糙的电影质量和毛坯房一般的电影院，他们乐此不疲。

那句“狗日的能看一夜”是笑话也是再真实不过的现实，那些被称作“愚昧”的人，看电影何尝不是一种雅与俗交界线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挣扎，在那个虚拟世界没有劳作和平淡生活，没有鸡零狗碎的贫困日子，只有似乎过于遥远的家国情怀，但也正是这一份遥远的守望，让他们还不至于成为麻木的躯干。在电影中出现合唱的时候他们也跟着唱，在旋律的悠扬之中，恍惚间，他们升华。

与这些小人物相对的，是掌握着那么一些权利的人。范电影的官腔从一开始就让人觉得不舒服，那种有点高高在上的得意样子，端着一个搪瓷杯子似乎是世界中心的自负感，胖胖的身躯和挺起的背太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些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小村官们了。

但他又是有那么一点点“良心”似的，既然大家想看电影，就还是想着办法清洗胶卷，并且精明地在这同时树立了一把自己的威信。

他本质当然不是坏人，也有自己的苦衷，孩子因为误吞清洗液而智力缺陷一辈子都只能像个傻子一样生活，但他依然不能放弃自己的工作，放映员或许不重要，但是只有这个位置才能让他被其他人爱戴着，让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一点满足。范电影无法脱离这份工作了，因为放映电影不仅仅是他养家糊口的职业，也是他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和情感满足感的唯一工具。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然不会是老好人的角色，也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弱小性格，暗中“背叛”劳改犯的做法一度让人觉得可憎，但其实也是合理的。在被威胁之后难免想着脱身，更不用说这种脱身也能让自己再次收获“更高级别的”保卫科的人的信赖和关注。但他仍旧是有感情的，他能理解那份对于女儿和家庭的爱让劳改犯永远怀抱一份执念，才选择小心翼翼地去塞一张胶片在他的衣兜里，才答应他去帮助刘闺女做一个灯罩。

“能做放映员的，只有我一个人”，是范电影苦苦追求的目标，这个名号的重要性也只有在那种精神匮乏到极致的时期才有特殊性，独一无二的工作给他不可代替的身份，也是荒漠和贫瘠中能够追求的最后一丝尊严，放映电影并非什么难题，但维护住百姓的信任才是终极目的。

这个形象像极了从前戏台上的土偶神像，或许有一点神通却要靠着假装和欺骗抬高身价，把自己打造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殊存在，甚至拆光了台阶，打落让试图爬上来、试图揭露他的人。

无法调解的冲突

电影中的一个镜头突然让我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也是人物复杂性的终究体现——保卫科的那些拿着棍棒榔头去抓捕劳改犯的人们，在看见电影中父女相认的场景时也落下泪水。容易被电影情节打动的人大概也是充满温情的吧，但是面对现实中父女情深的劳改犯时，却有一种莫名的仇恨和凌驾于其上的正义感。

艺术作品让开着上帝视角的我们常常感觉到情感的充沛和对世间诸事物的深刻体察，可惜事实上在现实中的每一个人，却由于复杂的生活场景和并不戏剧化的冲突和相互理解而无法达成圣人一样的判断力，为艺术作品悲鸣的人也会残忍地对待同样“艺术化”的生命，只因为在时代目光和平凡质朴的外表局限之下他们无法将一个劳改犯的生命与电影中那些漂亮鲜艳的生命等同起来。

电影的结局大概还是美好的，释然的父亲和成长的闺女，在那片沙漠之中的痛苦都被风尘掩埋了，或许这种美好是导演和观众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景，或许现实中根本不会出现这种大团圆结局，或许在那个年代，他们能够存在已经是最大的虚构，但至少他们咋看起来足够真实。《一秒钟》太短，而对于人性的探讨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