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夏公

夏 衍

对夏衍先生，人们都爱称其夏公，既有亲切，更有敬重之意。

上个世纪30年代，他便是上海地下党的电影领导小组组长，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担任电影方面的领导职务，“文革”后，他仍是主持电影工作的主心骨。从左翼电影到红色经典时代，他是新中国电影的带路人，也是一面无形的旗帜。他有丰富的创作实践，也有服众的著述，更有培养人才的成就，电影人视其为权威，影界大伽张骏祥先生有一妙比：中国电影的“老保姆老园丁”，恰如其分，岂有他哉！

夏公的创作思想影响了几代电影人，其作品也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

其实，他不仅是中国电影的开路人、领导者，更是革命家。20年代初，他赴东瀛留学期间，就经孙中山介绍，加入革命营垒。白色恐怖最血腥的1927年，他于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随后长期开展地下斗争。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为人民立下许多不为人知的功勋。他是条“大鱼”，敌人无数次撒网捕捞他，一次都没有成功。可谓遇险无数，九死一生。

在“文革”中挨斗的他一身瘦骨，被从台上踢到台下，令其“交代”都“干了些什么”。他说：“有些事情，我不能告诉你的。因为这个不属于我应该告诉你的范围。随便你怎样好了！”后来，他被关进牢狱，锁骨被打断了，右腿被踢折了，党的秘密、组织的秘密、人命关天的秘密，他就是不说。吴祖光曾有诗云：“损目折肢事可伤，曾经百斗战魔王。龄同世纪功同寿，谤溢江河罪满墙。”

这样一个共产党人，将自己从事的电影工作视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30年代，从开场戏《狂流》始，到后来的《春蚕》《前程》《上海二十四小时》《脂粉市场》等等，他始终把阶级压迫下的苦难民众作为关注的焦点。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百姓的疾苦与挣扎、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与抉择成为他作品的主题。特别是当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之际，他怎么可能将电影变成宣扬声色犬马、醉生梦死的劳什子，而必然将其变为唤起民众奋起反抗、决绝战斗的鼙鼓和号角。他为田汉充实的剧本《风云儿女》，以及《同仇》《白云故乡》《时代的儿女》《自由神》《女儿经》《压岁钱》等等都是这样的热血之作、时代之声。

夏公的“武器”除了电影，还有报告文学和话剧，如《包身工》《心防》《法西斯细菌》《上海屋檐下》等等。他在银幕和舞台上，两栖作战，都是心系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充满对人民的大爱，跃动着一颗赤子之心。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一生是与祖国命运、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年轻时，我即把国家昌盛、人民幸福当作理想来追求。回首走过的路，无怨无悔。”

在夏公的电影花地上，有一片奇葩格外耀眼，那就是他改编的名作家名篇，这是夏公的拿手好戏，堪称绝活。30年代的《春蚕》，由茅盾的同名小说改编。新中国诞生前夕的《风雨江南》，则改编自葛琴的小说《结亲》。新中国成立后，他又相继把鲁迅和茅盾的小说《祝福》《林家铺子》搬上银幕。随后，又将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改编成《革命家庭》，将巴金的《憩园》改编为《故园春梦》，将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改编成《烈火中永生》。这些作品，都是中国电影的力作，有的堪称经典。

夏公之改编，绝非依样画葫芦，既忠实于原作精髓，又不被原作所束缚，总是依据自己的审美精神和生活体验，对人物和情节加以独特的创造，赋予时代精神，使作品有所升华，或开掘出深一层的主题意义。

他在改编之后，常有深沉的凝思，写下经验之谈。诸如《杂谈改编》《谈〈林家铺子〉的改编》《漫谈改编》《对改编问题答客问》等等。这些对实践的审视、剖析和总结，既形成了夏公自己的理论，也为后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放眼影坛，对于改编，既有系统的理论建树，又有丰富的成功实践，并将二者结合得如此完美者，惟夏公独步。

著名导演如谢铁骊、王家乙、谢晋、桑弧等都沐浴过他的恩泽。对谢铁骊原名为《二月》的剧本，他改动有160多处，最后，将剧名加上“早春”二字，也是由他建议的。在分镜头剧本上，他再次提醒道：将《二月》还是改为《早春二月》为好，点出早春二字比较醒目些。同时，还对剧中人物的拿捏把握提出中肯的建议，譬如对于钱正兴这个人物，就提示不能将他处理得很轻浮滑稽，更不宜丑化，等等。

《五朵金花》导演王家乙告诉我，剧本初稿写的是金花十二朵，夏公摇头道：“多了，只写五朵。”随后，作者边写他边改，直到片子开机。对于影片的整体构想，夏公言辞凿凿：“拍一部轻喜剧。要好看，耐看，人人爱看。别摆架子说空话，政治口号会让人疏远，片子里不要喊了。”王家乙一听，有些惊讶，夏公一脸的笑：“你只管拍，出了问题，我负责！用不用我写个条子？”王家乙连连摆手。其实周恩来总理对这部影片已有过原则上的指示，所以夏公底气十足。

王家乙拿着尚方宝剑，率领摄影王春泉、美术卢淦、作曲雷振邦等一干人马，乘着一条独木舟，沿澜沧江顺流而下，去橄榄坝接地气，又去大理三月街、蝴蝶泉等处采风??他们终于采撷到生活中的芬芳，将一部人美、歌美、景致美、人情美的影片呈现在观众面前。

影片映出，一个美字惊艳了影坛。不仅赢得国内的观众，也受到海外影迷的追捧，它先后在46个国家和地区映出，创下当时国产片在海外发行的最高记录。在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王家乙赢得“最佳导演”的盛誉，主演杨丽坤捧得“最佳女演员”桂冠。

夏公的创作并非顺风顺水，也曾承受过巨大压力，甚至被威胁，被批判，被罢官。

对于将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搬上银幕，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就再三阻挠，开始称不知道有陶承这么个人，言外之意她是假的，不真实；继之，又声言回忆录所歌颂的是错误路线，并威胁道：“片子拍成了我也不看！”

夏公不以为然，反驳道：“即便在错误路线时期，为党牺牲的同志，我们也应该铭记他们，学习他们那种勇敢地为人民的利益、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精神。”

康生并未就此罢休，1962年12月，他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递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由此展开对夏公的围剿。夏公精心扶植的《早春二月》，成为炮制“大毒草”的证据；倾注夏公激情的《烈火中永生》，遭到江青的横加挞伐。夏公呕心沥血创作的一部部优秀影片都变为他的“罪状”。就这样，夏公成了“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代表，他的文化部副部长也被罢了官。加之，夏公太了解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底细，到了“文革”，他岂能不被“旗手”打入大牢呢。

在电影艺术家中，夏公是最有名望的革命家；而在革命家中，他是最有成就的电影艺术家。夏公是集大爱小爱于一身的人。生活中，他有许多雅好，爱猫、爱集邮、爱画、爱花，充盈着诗情。

夏公爱猫如子。他曾有过一只非常疼爱的大黄猫“博博”。“文革”中他被抓走后，猫咪一直等着主人回来。“博博”很有灵性，一遇到“造反派”来抄家，它就赶紧爬到树上，或蹿上房顶藏起来。“博博”天天等着主人归家，整整等了八年零七个月，等得它身体不支了，不能进食了，仍坚持在家里等着，等着，终于等到老主人出狱的那一天。当夏公拄着拐棍回到南竹竿胡同113号的家，“博博”神也似的站了起来，跑了过去，用身体擦蹭着夏公那条被打折过的右腿，“喵喵”地叫着，眼里透出无限的眷恋??第二天，它便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为此，夏公伤心多日。

夏公是位集邮大家。他藏有1878年我国印制的第一套邮票清代龙票，包括大龙票、小龙票和红印花票，皆为稀世珍品，价值连城。他把包括这些邮票在内的233件珍贵邮品，悉数捐给了上海博物馆。与此同时，夏公还把珍藏的“扬州八家”稀世珍品25幅，齐白石30幅，及吴昌硕、黄宾虹等名家101件书画，捐献给了浙江省博物馆。他把自己的小爱，奉献给了大爱。

因工作机缘，我得以多次见到夏公，每次听到他讲话，总让人长见识，叫人感到新鲜。凡抨击时弊，令人振聋发聩。

在编《中国影人诗选》时，我收录了1984年夏公致宋振庭信中的那首打油诗《整人》，诗云：

闻道人须整，

而今尽整人。

有头皆须剃，

不剃不成头。

有人皆须整，

不整不成人。

剃自由他剃，

头还是我头。

整自由他整，

人还是我人。

请看剃头者，

人亦剃其头。

请看整人者，

人亦整其人。

这虽然是一首打油诗，内涵却不可小觑 。

这是夏公对整人的厌恶、反思和省悟。纵观几十年风云变幻，他饱尝荣辱沉浮，透过这诗，可窥见其内心的坦然、淡定和从容、达观。

那一年，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电影界的重要座谈会，我担任记录。会议结束后，我送夏公回去，同他握别时，觉得他的手很有力量，让我很惊讶；更惊讶的是，他拉着我的手，问及我的工作和写作的一些情况，激励和关爱打从中来。夏公尽管身系要务，却还记挂着下面的工作人员，叫人顿生感慨。

1995年2月6日，享年九秩又五的夏公溘然长逝，以他为代表的一个时代——中国电影的红色经典时代落下了帷幕。可我的心头一直响着阳翰笙老在为《中国影人诗选》的序言中，引用夏公的那首诗：

献给一个人，

献给一群人，

献给支撑着的，

献给倒下了的，

我们歌，

我们哭，

我们“春秋”我们的贤者。

天快亮，

我们诵赞我们的英雄。

已经走了一大段路了，

疲惫了的圣·克里斯托夫，

回头来望了一眼背上的孩子，

啊，你这累人的，

快要到来的明天。

他没有走，在银幕上，在书卷中，在心庭里。

百年夏公，一个大写的人，矗立在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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