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电影讲不流畅一个故事，可以用艺术气质来补救吗？

电影《风平浪静》是黄渤在担任评审的创投会上发掘出来的，黄渤回忆当初是看中了故事里的“那股劲儿”。 （新华社/图）

正在公映的《风平浪静》是一部犯罪电影，讲的是一名高三学生宋浩与父亲共同卷入一宗杀人案的故事，但影片拍摄得却不像是犯罪题材，在破碎的汽车前窗打一把雨伞、收费站求婚等镜头与情节，使得它更酷似一部文艺片。

《风平浪静》公映后争议较大，批评声音多集中于故事逻辑与人物行为动机的合理性，比如宋浩的保送资格被“让”给副市长的儿子之后，他同样在“体制内”摸爬滚打多年的父亲，会面临一个博弈选择，这种博弈按照社会正常运转轨迹进行也好，按照潜规则进行报复也好，都有着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而影片的处理显然草率了。

草率之处还包括：宋浩去找顶替他保送名额的同学李唐理论，却错走进别人的家，这个巧合是为了推动故事进展所做出的生硬手段；在失手将陌生屋主刺伤后，他父亲赶来不是救人，却匪夷所思地补上一刀，是对戏剧冲突的一次强行升华，“杀人嫌疑犯”由此从一人变成两人，也显得幼稚；影片对于保送生名额被取代、拆迁、官商勾结、裸官等社会问题的影射，缺乏深度的观察与总结，有诸多想当然的成分。

但在剧情缺陷之外，《风平浪静》也贡献了不少话题，其中之一是犯罪电影的文艺化，把犯罪电影拍得文艺味道十足，是小镇青年审美的集中绽放。大家都知道，贾樟柯、王小帅、娄烨等第六代导演，作品从故事背景到人物，镜头主要对准的都是底层青年，但他们的电影触及犯罪题材，也是这几年的事情，贾樟柯的《天注定》、王小帅《闯入者》、娄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都是大胆的尝试。

真正将文艺气质与犯罪题材结合得很好并且取得更多市场认同的导演，来自另外一批创作者，2014年公映的《白日焰火》是刁亦男的作品，在柏林电影节获最佳影片金熊奖以及内地票房过亿，这部电影起到一个示范作用，使得犯罪电影文艺化的道路清晰起来，随后公映的《烈日灼心》《爆裂无声》《追凶者也》《南方车站的聚会》，以及这次的《风平浪静》，真正使犯罪电影在创作上切换了一条跑道。

对于犯罪电影，观众以前比较熟悉的是《教父》《美国往事》等好莱坞风格，还有《英雄本色》《无间道》、“古惑仔系列”等香港黑帮片，对比现在流行的犯罪电影来看，会发现此类电影从外到里都发生了巨变：马龙·白兰度、周润发这样酷帅的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廖凡、王宝强、章宇等这样的“土狗男孩”，讲快意江湖的少了，讲社会内卷化的多了，对“阳光下的罪恶”的表现少了，对“阴影里的人性”表现多了……

犯罪电影的美学风格，一方面变得忧伤、深沉、隐秘，另一方面又变得缓慢、唯美、诗意，其中最先能撞入眼帘的，是此类电影的影像风格，大色彩的运用，画面整体倾向于阴冷，强调自然光线的作用，迷恋营造由“雨水、垃圾、灰尘、废墟”等元素构成的“破败美学”……在《南方车站的聚会》中，有一场漫长的追击戏在灯光映射的朦胧纱帘中完成，令人印象深刻，这是完全反情节的，但的确带来了犯罪题材不一样的窒息感。

回看这几年犯罪题材的代表作，会发现它们在有商业诉求的同时，也有着强烈的作者电影情怀，在取悦观众与取悦自己之间，它们似乎都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而这些作品里的作者成分，让电影更显个性，客观上也强化了国产电影近几年的艺术性的不足，是对电影过度商业化的一种纠正，粗制滥造的大片以及中低成本的无趣喜剧片，在破坏着观众的胃口，而新型的犯罪电影，恰好又起到了某种“治愈”作用。

对于观众来说，马龙·白兰度、周润发是遥远的，他们的故事虚构的成分居多，但廖凡、章宇却是贴身可见的人物，他们是观众的同事、朋友、邻居，他们的故事曾经或正在观众的身边发生，他们的形象（无论正反派），都是接地气的、真实而丰沛的、民间化的。这类电影独有的仪式感，是创作者用意识与技术手段刻意制造出来的，这种仪式感象征着日常凡俗生活表面下的危险，这种危险带来的紧迫感，使得平庸生活中匮乏的宣泄与浪漫，拥有了发生的可能，这恐怕是此类电影能够吸引一批观众青睐的内在原因。

《风平浪静》的缺点是故事，优点是演员表演以及文艺手段的使用，这样的分裂，也是犯罪类电影将来要完成的弥合——如何用新的形式把一个故事讲得更加精彩可信，让观众首先沉迷于故事，然后再去欣赏创作者的个性与艺术审美。

韩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