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diss豫章书院，不可以diss职场性骚扰？

女性说唱歌手将女性议题融入创作并逐渐受到关注。图为《说唱新世代》选手于贞 （资料图/图）

音乐综艺《说唱新世代》终于在2020年11月1日决赛当天冲到了微博热搜榜首位。这档说唱节目高举“万物皆可说唱”的旗帜成为2020年综艺节目的一匹黑马。老牌说唱节目《中国新说唱》举办至三季，但4.5分的豆瓣评分似乎已显露它的疲态，除了金钱、跑车、香槟、美女，难道再没有其他可以说唱的题材吗？获得9.2分豆瓣评分的《说唱新世代》似乎打破了中国说唱的这种困境。

于贞在《她和她和她》中讲述了三位遭遇性别歧视的女性的故事——想留长发却只能将它藏在手术帽下的医生；不想顺从父母回家相亲恋爱想要独自在外打拼的女儿；站在面试场上渴望获得与男性同等机会的女律师。于贞唱出了身边三位女性朋友亲历的故事，鼓励女性勇敢追逐梦想与自我。

遭遇过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陈近南曾被当作问题少女，她沉溺音乐和游戏中，如今她站在舞台上唱出《来自世界的恶意》，告诉所有人回头再看那些恶意不过是一场闹剧。

Doggie叨叨用一首《reallife》唱出两个人的真实人生——一位因阻止校园暴力而遇难的少年和一位想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却被顶替学位的少女。这位少年的母亲如今仍在微博上维权，等待一个公正的审判结果。他们的人生不真实吗？他们足够真实。

性别歧视、校园暴力、抑郁症等当下正被广泛关注的社会话题悉数出现在这档综艺节目中。说唱音乐的起源本带有反抗性，属于Hip-Hop文化的一类，而Hip-Hop文化的发展源于美国黑人反抗白人种族歧视的运动，它诞生于贫穷、绝望和暴力的环境中，但在绝境中追求自由与创新。早逝非裔说唱歌手2Pac的创作多呈现暴力与苦难，他抨击美国警察系统，反抗种族主义，推动社会平权，鼓励非裔群体自立自强。

《说唱新世代》的现实性或许是它在当下击中观众并获得喜爱的重要原因。但遗憾的是，属于它的热搜来得有些晚，而这个热搜又显得意味复杂。这个短暂占据热搜榜第一的话题是——“圣代被剪”。圣代是《说唱新世代》节目中的九强选手，他的微博名是“圣代圣代侠”。圣代自言想要像蜘蛛侠、美国队长那样用自己的力量去保护一部分人，音乐是他为弱势群体发声的一种方式。

在《说唱新世代》中，圣代曾用一首《雨夜惊魂》为校园暴力发声，他的另一首作品——《书院来信》则以豫章书院学生身份用藏头诗的方式向父母求救。2017年，南昌豫章书院被爆出体罚、殴打甚至监禁学生，这些学生多因沉迷游戏、不好好学习等家长眼里的叛逆行为被送进书院进行教育改造，但书院实施改造的方式令人心痛。2019年，一篇名为《因为曝光豫章书院，我朋友被报复到自杀》的文章在网络扩散，讲述那些为了让豫章书院受到应有惩罚的志愿者们遭到各种报复，豫章书院再次走入大众视野。直至2020年7月7日，豫章书院非法拘禁案才宣判。

《书院来信》是圣代以孩子的口吻写给父母的信。这首作品字面上似乎在表达孩子在书院过得多么好，遇见的老师多么善良，自己变得越来越听话、乖巧；实际却暗藏玄机，圣代将真正的信息隐藏在每一句歌词的开头，连起来是书院孩子们濒临绝望的求救——“我被关在小黑屋里，他们每天都打我，爸妈快来救救我！我想离开这里，我真的不想活了！快点让我解脱好吗！爸妈别来救我了！”

这样一位呼唤公理正义的“世代表达者”，其歌词为什么又会被剪呢？在总决赛的团体表演中，圣代和另两名选手陈近南、feezy共同创作了一首歌，名为《美杜莎庄园》。美杜莎是神话中的蛇发女妖，任何人直视她的双眼都会石化。

圣代从神话中获得灵感，提炼出职场性骚扰的概念。“在古代你侵犯她是会受到惩罚的，但在现代，一个老板，没有被石化，没有受到惩罚。”圣代和伙伴们想用这首作品来抨击职场性骚扰和受害者有罪论。

决赛录制视频播出的当天，有一段圣代的演唱被剪辑，甚至有观众当时提出质疑是不是忘词了。圣代发微博称是歌词断裂是因为自己的演出段落被剪辑。另一位选手陈近南则在微博用藏头诗的形式透露被剪的原因。节目组在演出结束后迅速将《美杜莎庄园》的完整版发布在音乐平台上，尽管这个完整版如今已经随着圣代和陈近南的解释在微博一同消失了，但互联网上的高手们截取的歌词图片让我们得以一窥到底被剪的内容是什么——

“把双手肆意游荡/飘向了她冰冷的肩膀/看欲望的花在心底生长过/让我探索那温暖湿润/神秘的桐林”

“摘下含苞待放的雏菊/傍晚来我的办公室里/放手去长谈加薪和升职/她想签单就干了杯中的酒/我会弯腰装作看合同/有意无意碰她的手”

歌词被剪是因为表达过于大胆，还是职场性骚扰不可言说，我们无从得知，但一首完整的作品被剪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局面让人不禁关联到美杜莎这个神话本身的讽刺意味。作为城邦里最美丽的女人，美杜莎遭遇了强权的侵犯，雅典娜惩罚的不是施暴者，而是受害者。

在流行音乐史上，歌词被剪、被改早已有之。早在1985年李宗盛为张艾嘉制作专辑《忙与盲》，其中同名主打歌《忙与盲》有一句歌词原本是“曾有一次晚餐和一张床/在什么时间地点和哪个对象/我已经遗忘。”作词人袁琼琼想通过歌词表达1980年代白领女性在工作与感情中周旋忙碌的生活状态。后来因为审查，“一张床”改成了“一个梦”。

随着社交网络的普及，歌词被改现象慢慢浮出水面。2018年，华晨宇曾在音乐节目《歌手》中翻唱陈粒的《易燃易爆炸》，歌词就被改得面目全非，例如“盼我疯魔”被改为“盼我疯狂”，“轻佻又下贱”被改为“轻狂又随便”，“为我撩人”被改为“为我醉人”，“与我私奔”被改为“与我出奔”。2020年，新裤子乐队在某晚会表演自己的作品《你要跳舞吗》，歌词中的“伤心”“孤独”“无情”“颓废”被改成“开心”“热闹”“浪漫”“欢愉”。诸如此类的歌词改动有时让人忍俊不禁，但问题的根源真的在于歌词吗？

音乐作品承载着教化功能，但教化并不一定通过违背甚至强行篡改创作者的表达实现。“圣代被剪”的话题能够冲上热搜，也是因为这样直面现实的创作者和作品能引发大众共鸣，甚至替大众表达心声。它让更多人注意到校园暴力、职场性骚扰等现象的真实存在，而这不正是流行文化创作在这个时代尤为可贵的价值吗？

南方周末记者 曹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