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在感到寂寞的时候就会仰望天空的小孩，望着那个大太阳，望着那个大月亮，望到脖子酸痛，望到眼中噙满泪水。……”

这句典型的郭敬明式“青春疼痛文学”在上世纪末的青少年之间普遍流行，“仰望天空”最好加上“45度”，表达一种矜伤而精确的成长之痛。

彼时，刚成年没多久的郭敬明对此有一种危机感：“每个人的成长在自己心里都是惊天动地的事儿”。

如今，郭敬明37岁了，看起来还是瘦瘦小小的一只。音色像女人，语气像女人。这个形容被韩寒用过，也被2015年的《最强大脑》里的魏坤琳用过：“跟郭敬明谈话“好像和一个女人吵架”。

郭敬明怒不可遏，遂与之对骂。

但尴尬的是，不反击，显得太窝囊，反击了，却又显得对女性不敬。

这就是郭敬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因为我是郭敬明，好像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

时代不同了，风水并没有轮流转。坐在《演员请就位》导师席上的郭敬明依然置身舆论漩涡，导演的愤怒质疑、演员的不屑、观众的嘲讽，好像都在挑衅他的热情高涨和自信满满。

和几位影坛老人坐在一起，郭敬明就像跨越了次元壁，既不该出现在这儿，又却因如此，更让人期待他坐在这儿。

他可以一如既往地站起来据理力争，可以毫不客气地批评黄奕等老戏骨的演技，然后擅自篡改评级规则，给一个演技欠缺的演员“最佳”卡。但当李诚儒说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陈凯歌叫他“年轻人要懂得倾听”的时候，他依然只能喑哑。

综艺《演员请就位》截图

时间拨回一年前，还是在这档节目上，当陈凯歌稀罕地表达了一句对郭敬明的认同时，三十多岁的小郭竟立刻不争气地“噙满了泪水”。

晃眼间，好像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10元、80元和1100万

1997年，14岁的郭敬明收到了人生第一笔稿费，某全国公开刊物寄来的10元稿费。从这时起，这个四川自贡的初中生心里开始萌生出靠写作赚钱的念头。

2002年，19岁的大一学生郭敬明和同学一起去看上海世纪公园的烟花，但80元一张的站票对他来说遥不可及，于是他就站在公园铁门外面，仰着脖子看。

烟花结束后，忽然下起大雨，郭敬明飞快地跑向地铁站，但地铁站已经关闭了，没有钱打车回去，他就在地铁站门口坐了一晚上，直到等到次日早上5点的第一趟地铁回学校。

郭敬明接受鲁豫采访截图

三年后，郭敬明终于有钱买票进了公园，但他发现“买票进去看见的烟花，和当年站在外面时看到的，并没有很大差别”。甚至连回去的路上，也和三年前一样下起了倾盆大雨。

这时，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幻城》销量近百万册，产生了近2000万利润，但由于是第一次出版，懵懂无知的郭敬明被出版社买断了本应享有的版税收入，最后拿到手上的只有不到两万5千块。

但精神鼓励和名声已经给他带来了足够的信心。

郭敬明早年在《幻城》签售会现场

接下来的几年内，郭同学放弃了学业，在疯狂写书、出版的路上铆足劲往前冲。《幻城》的下一部作品《梦里花落知多少》，纵然在后来被曝抄袭，剔去20万赔偿金，也给他带来了数百万收入。

《萌芽》杂志彼时的编辑胡玮莳始终记得第一次见到郭敬明时的印象，这个小个子男孩礼貌而热情，尖声细语，完全没有几年前的“黑马”韩寒身上那种狂妄、无羁、老辣。

为了让《梦里花落知多少》得到出版，郭敬明在学校时反复给胡玮莳写信，称要给她寄四川的腊肉，一口一个“玮莳姐”。

《梦里花落知多少》书内插图

这个时候的他浑身上下满满写着几个字：莫欺少年穷。

他一直记着上海这座城市曾带给他的排挤和冷淡，母亲来看他，因不会坐地铁被工作人员“低声骂了一句”；去参加自己作品《幻城》的活动，也因为穿得不够洋气被人家笑话。

23岁的郭同学，有着极其高度的敏锐与脆弱，外界一丁点打击和戏谑，都像一把斧子，劈开他内心的欲望与自卑。

2004年的一个夏天，郭敬明成立了“岛”工作室，同时成立注册资本100万的上海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郭敬明也首次登上中国福布斯名人排行榜前一百名。

这一天，郭敬明刚好21岁，在他一生的黄金时代，他还有好多奢望：想吃，想睡，想赚大钱，越多越好。

郭敬明早年在博客中发布的照片

2007年，郭敬明以1100万的版税收入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榜单，距离拿到第一笔稿费的1997年，仅过了10年。

这年，郭敬明24岁，和张爱玲在大上海文坛大放异彩的时候同岁。

上世纪40年代，张爱玲在《私语》里毫不避讳地表达自己对名气的渴望：“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

历史证明，张爱玲没能实现的，郭敬明实现了。

他比林语堂风光，美国《纽约时报》将他评为“中国最成功的作家”，这里的“成功”，是绝对世俗意义上的，根据多年来媒体的报道，郭敬明在上海拥有六套房，而文坛师奶张爱玲，晚年在纽约独居的房子里孤独而凄凉地死去。

郭敬明微博照片

于是，在后来不少批评者眼里，小镇青年郭敬明的发迹之路，有了某种时代的倏忽和偏袒之意。

出生于川南山区，郭敬明身上没有与他同期的“海派”少年韩寒那种狂野和桀骜，他受够了清淡和无趣的小镇生活，一心向“东”，不顾一切，不达目的不罢休。

站得不够高，也要仰望天空

1988年末，作家冯骥才去中国美术馆参加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式，看了一圈“荒诞不经”的展览，返回天津家中吃年夜饭时，他忍不住对妻子感慨：“我觉得，一切都在变了。”

这位即将年过半百的文坛老匠说不上来具体什么在变化，但他觉得似乎越来越“觉得抓不住生活，也找不到自己的读者了。”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更迭、混乱和新旧交织的时代，互联网的兴起给一代青年带来了强烈冲击，他们还不懂得怎样应对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但也享受着这股巨变带来的便利和自由。他们不像其父辈那样追求趋同的生活方式，开始追寻自我，用流行乐、长发、牛仔裤、摇滚和现代诗，掩盖内心的张狂和空洞。

某种程度上，“都市文学”在我国当代文学创作领域里是缺位的。郭敬明掀起的这股“都市风”，甭管正不正、纯不纯，也依然藉这股时代之风，跻身最畅销行列。

即便是到了对中国文学意义非凡的2012年，莫言首次替中国人摘下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在各大城市的店畅销榜上，郭敬明的《小时代3.0：刺金时代》依然排在莫言前面，位居第一。

这也构成了郭敬明最自负的误会：将“销量”视为对一个作家最大的肯定。

“做任何事的原则就是一定要赚钱”的郭敬明，在成名后的做第一件事，也是“炫富”。

他在社交平台疯狂展示自己的各种奢侈品，以一种近乎神经质、报复性的欲望，回击这个曾经给他带来打击的消费世界。

他还在以中学生为主要受众的小说里写出这样的描述：我的冰箱里装了“无数的哈根达斯”，有价值从几十块到上千块的杯子，但我不太用这些杯子喝水，更喜欢直接喝罐装饮料……

郭敬明微博照片

这种炫富很快招致了公众的反感，窦文涛曾在《铿锵三人行》里毫不客气地指出外界给郭敬明贴上的三个标签：漠视社会，拜金，价值观肤浅。

郭敬明会回应，但不会回避。在接受鲁豫采访时，他像读小说那样认真地回应：“我疯狂买各种奢侈品，带着快意的恨。”

“快”字加上个“意”字，就有了点文艺的味道，和他的文风一样，和他对许多事情的发言表意一样。

不过，在郭敬明这儿，“快”字仍然是内核。成名要快，发财要快，出书更要快，他就像一颗疾驰在人生道路上的子弹，随便打穿哪里，总之，越快越好。

作家的功利性本非原罪，比如比郭敬明早出生一辈的王朔，在商品热如火如荼的年代就毫不避讳写作赚钱的目的：“我立意写小说，的确是想光明正大地发点小财。”

这个圆滑而又直爽的京城男孩敏锐地捕捉到，纯文学正日益边缘化，艺术和流行功能开始分野，书作为商品的角色愈加凸显，“不会卖，什么也不是。”

郭敬明在电影发布会现场

怎么卖？靠什么卖？以电视剧为首的大众文化，正迎来黄金期。

纸质出版业的式微渐露苗头之时，郭敬明瞅准时机，果断变卖自己的作品版权，改道驶向影视圈。

此时的郭敬明已经拥有了多重身份：作家，商人，导演，上市公司股东。这些身份仿佛给一直没安全感的郭敬明上了重重保险锁，出版业不行了可以拍电影，电影票房滑铁卢了，还可以转让股份继续当老板。小镇青年郭敬明，已然初步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

但显然，玩影视娱乐的圈子，比温儒来往的文学界，要残酷得多。

郭敬明执导的《小时代》系列电影豆瓣评分均低于5分

三部《小时代》让郭敬明赚足了票房和谩骂，但他似乎从来不忌讳被消费、被谈论，无论这些话题最终将他带往何方，是谩骂，还是流量。

“你可以不喜欢郭敬明，但你要允许喜欢他的人存在。”

坊间有个说法：郭敬明的千万级粉丝，大多是“小镇女孩”，即生活在三线及以下城市、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年轻女孩。那些相对弱势、没有社会地位和话语权的女性群体，在他虚华浮夸、辞藻华丽的文字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幻想满足。

但与之相对应的其他群体，但凡沾点文艺的边，几乎都急于与郭敬明划清界限。

人们把郭敬明当神话，也把他当笑话。在许多所谓严肃文艺批评者的眼里，一个文化人似乎唯有躲在角落，保持清寡和无欲无求，才配在这个嘈杂与喧闹的世界里得到真正的尊重，比如已故作家胡波。

包括与郭敬明八竿子打不着边的国学老画家黄永玉，郭曾与黄拍过一张合照，然后迫不及待地把照片放到博客里，配文：黄永玉是他的“忘年交”。后来，好事儿的记者跑去问黄老先生，得到不屑一顾的回复：“我不喜欢他（郭敬明），一点都不喜欢！”

郭敬明与画家黄永玉

诸种“社会性死亡”从未停止围绕郭敬明，这次，他身上又多了个标签：附庸风雅。

郭敬明可以一如既往一笑置之，用个不太体面的比喻——像小强一样打不死。

这些年来，他逐渐拥有了自己的粉丝，自己的作品和公司，这个精明的文化商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天天变得越来越有钱，也越来越疲惫。

终于，2016年10月，票房滑铁卢的《爵迹》最后一站回到上海路演，郭敬明哽咽着喊出：“是不是因为我叫郭敬明，所以做什么都是错的？是不是只有我死了，你们才不会骂《爵迹》？”

这句话被视为矫情的废话，但实际上也像一种认错和求饶的信号：我是郭敬明，我曾经做错了。

电影《爵迹》海报

在这之后，郭敬明暂时“退隐江湖”，减少了动态更新。直到2019年，他在微博发了一张自拍，剪短了头发，标志性的黄毛染回了深色。但网友还没忘记冷嘲热讽，将照片里的郭敬明比喻为一只惊恐的松鼠，某医美品牌甚至推文：建议这位“恐惧衰老”的男士去做一个玻尿酸丰唇。

但郭敬明早已在舆论漩涡里练就一种口舌上精准的正确，那些看不惯郭敬明的人，真正厌恶的，恰就是他这种精准的说辞。

他似乎总是在一些本该就事论事、严循规则的场合，企图用抽象的说辞偷换概念，用哲理思辨的表象来掩饰诡辩的本质。

综艺《演员请就位》截图

而且，“郭氏明言”的持久力和杀伤力，比“黄（晓明）氏名言”要广多了，无论对郭敬明有哪点不满，都会被他所吐出的某句“明言”驳回去。

“幻城”蜃楼已尽，郭氏尚能饭否？

2020年11月3日，1999年全国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陈佳勇发了一篇文章，宣称在商界“沉浮十六年”后，要“回归写作”，给“老板”这个群体“祛魅”。

这位北大毕业的作者与郭敬明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发迹路径：文学少年出身，疯狂写书、出版，投身影界改编，继而成为商业老板。二十多年后忍不住感慨：“如果走了一段路之后，能够稍微歇歇脚，又始终没忘记最初起步时的那个自己，那该多好啊。”

不知道一直勤勉努力的郭敬明有没有听见这声感慨，不知道他有没有一天忽然想要停下来，好好看看自己走到了哪里，回望一下自己的沉浮和“成长”。

郭敬明早期签售会照片

对于今天的郭敬明，最难听的声音或许已经过去了，最近两年，他以“导师”身份重出江湖，依然是自带热度的观点输出者身份，依然一开口就能带火一波舆论热潮。

郭敬明没什么新作品，也早已不再少年，在几度和导演、演员产生矛盾后，人们几乎是惊喜而又奚落地发现——郭敬明还是那个郭敬明，还是熟悉的配方和味道，还是一个笑点和热点制造者。

这里“笑点”的“笑，依然是嘲笑的笑。

他一如既往会为了自己的观点情绪高亢地据理力争，只不过观众并不买账。外貌上他没怎么变，没有中年发福，没有变“油腻”，相反，观众一眼就捕捉到他披着自信这张壳，里面镶着点儿可怜和可悲。

郭敬明微博照片

这么多年过去，郭导、郭总、郭董，几乎应有尽有，他淌过了无数呼声和谩骂的郭敬明，硬朗、自信的外表之下，却依然害怕不被相信，害怕被忽略。

恍然让人想起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我什么都有了，心里却还是有点空荡荡的。”

今年8月，“顾里（《小时代》女主角）生日”的话题在当天掀起全网转发热潮，更深深印证着：90后青春时期的文学启蒙，在时代更迭后，依然在无数人心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我们越来越愿意去直视和接受它。

电影《小时代2：青木时代》剧照

你无法否认，郭敬明和他缔造的品牌，都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抹不去的印记。

或许，他也会偶尔梦回二十年前在大上海攫获第一缕风光的时候，抖抖这些年在沉浮中沾染的一身泥泞，沉下心去认真思考：80块钱的烟花，和铁栏杆外面的烟花，到底有什么不同？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肖瑶

编辑 | 黄靖芳

排版 | S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