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头发才能演好喜剧？是的！

1950年，陈强正随团演出，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歌剧院出演《白毛女》。演出期间接到电话，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名字还没定。陈强想来想去，取名“陈布达”。

左边是陈强，右边是陈佩斯

4年后，二儿子出生于吉林长春，名字用了剩下两个字：“你哥哥叫布达，你就叫佩斯吧。”

01

当时的陈强，是电影的“恶霸专业户”，在电影《白毛女》中，他扮演的黄世仁令全国观众深恶痛绝。他也因演技太好，被角色所累，常常为此吃苦头。

每次在舞台上演绎这个角色时，都有人朝他吐口水、扔东西。有一次他甚至被砸伤，右眼留下后遗症。到部队演出的时候，还有士兵真的拿起了枪，幸好被及时阻止。

在陈佩斯7岁时，陈强出演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影片——《红色娘子军》，他在里面饰演大地主南霸天。

在场的演员回忆，拍摄群众批斗南霸天的一场戏时，面对着众多围观群众，导演谢晋“煽动”群众“打倒南霸天”。

结果，很多人真的怒气冲冲地上去对着陈强拳打脚踢，打到他鼻青脸肿。谢晋一看情势不妙，赶紧喊停，但为时已晚。陈强伤势较重，在病床上躺了好几天。

《红色娘子军》上映的一年后，文化部评选出了“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他们的照片被统一制作，挂在全国的电影院里。

陈强就是其中之一。

拥有明星爸爸的陈佩斯，也和那个时代大多数孩子一样，15岁那年成为一名普通知青，来到内蒙古建设兵团。

边疆条件极为恶劣，让陈佩斯最痛苦的就是吃不饱，在内蒙古辛辛苦苦干了四年后，他才得到了回家探亲的机会。一进家门，陈佩斯就对陈强叫苦：“爸，我饿死了！我再也不想去了！”

为了让陈佩斯安全地回家，陈强决定让陈佩斯演戏，“没有别的出路了，我也自身难保，你要是不入这行，真可能要饿死。”

02

1973年，陈佩斯在父亲的帮助下参加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招生考试。当时的主考官是《白毛女》中的喜儿——陈强的好友田华。

想到那段日子，陈佩斯自己都说：“我当时是为生活所迫，吃不饱饭才混进八一电影制片厂。说心里话，我没有想过当明星，也没这个概念，你说我有喜剧天分，那是骗人。”

不到20岁的陈佩斯外貌并不出众，只能跑点龙套，但喜剧天赋异于常人，他的表演能力强，肢体语言丰富，声音又好，在好友毓钺的描述里，“陈佩斯形象本身就怪异，长得比他爸爸还像坏蛋，容易让人定位成一个，带有滑稽色彩的喜剧演员，他一上，大伙就想笑。”

1979年，陈强和陈佩斯合拍了电影《瞧这一家子》，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北影厂拍摄的第一部喜剧电影，也是陈佩斯第一次做主演。

在剧中扮演陈佩斯女朋友的，是在《烈火中永生》中饰演“小萝卜头” 的方舒

为了演好这部电影，他在床头贴满了人物分析，随时随刻都在琢磨人物的心理逻辑。

到了片场，陈佩斯在前边演，陈强在摄像机后看，看急了就直接喊：“你过来你过来，怎么这么笨啊？”

随后陈强就会把那些戏事先演一遍，再让陈佩斯模仿，就这样手把手教儿子。

拍电影的空闲时间，陈佩斯会去招待所给朋友打电话。当时八一厂调来了一个演员，暂住在招待所。一来二去，两人成了朋友。

这个浓眉大眼的演员，叫做朱时茂。

1984年，陈佩斯和朱时茂排了一个节目《吃面条》。那是春晚第一次直播，因而显得格外慎重。《吃面条》是一种新的节目形式，节目排出来后，导演组觉得作品不够严肃，一直徘徊不定。

表演《吃面条》时，当天《新闻联播》都已经播了，黄一鹤着急忙慌地在后台嘱咐他俩：“没有领导点头，但也没有领导摇头，因此现在我决定你们俩上。但是你们俩上来，一个字都不能错。说错了字，那都是重大的政治事故。要出了事，你们可就害了老哥我了。你们说错了，你们担着；没有错，我担着。”

这是中国电视史上全新的表演方式。朱时茂后来回忆，当时节目筹备组的人问，“人家有相声、杂技、魔术，你们这个该叫什么啊？”

年轻气盛的两个小伙子答，那就叫“小品”嘛。

时代选中了陈佩斯，《吃面条》大获成功的同时，也定义了中国荧幕史上小品这种艺术形式。

03

和很多喜剧大师一样，陈佩斯认为喜剧的内核应该是悲剧。而这和父亲陈强的观点达成一致，父子二人都觉得，日子太苦了，需要找些乐子。

父子二人决定一起演个电影。

陈强和陈佩斯父子第一次以“父子”的角色身份出现是在王好为的影片《夕照街》中。陈佩斯在电影中是诸多待业青年中的一员，短短几场戏，他提着鸽笼，玩世不恭的“二子”形象和那一句“拜拜了，您嘞”成为了电影最出彩的部分。

拍完《夕照街》后，陈强建议陈佩斯多在喜剧上下下工夫——陈佩斯最初从事喜剧的时期，“伤痕文学”正流行，他认为这类文学不应该是社会的主流文化。《夕照街》中塑造的“二子”形象和陈强塑造的老北京形象给了陈强灵感，二人决定以“父子形象”，再向前发展。

自此，“二子系列”喜剧电影正式出现在新时期的中国电影长河中。

1986年，陈佩斯自主投资拍摄了电影《父与子》，在当时，所有电影都必须出自国营电影制片厂，可像《父与子》这种被划为“娱乐片”的作品，却没这个机会。

当时西影厂扶持艺术片的厂长吴天明见都懒得见他。一个副厂长看了剧本，直接回绝了他：“你走吧，这类电影我们不做。”

当时的陈佩斯坐着火车跑遍全国的电影制片厂，都没能为这部电影求到一个“名分”，最终不得已自己顶着重重压力拍完了电影，并侥幸在中影公司的帮助下，使这第一部不是出自国营制片厂的影片得以公映，票房大卖。

而电影《父与子》则成为了中国影史上唯一一部没有厂标的电影。

刘晓庆在此片中饰演书店售货员

她凭借该片获得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配角奖

《父与子》成功后，陈佩斯的《二子开店》也接踵而至，而电影里的陈佩斯，还有着一头乌黑的秀发。

这部电影讲述了待业青年二子和朋友们自谋职业，开办个体旅店的故事。

在《我爱我家》饰演“贾志新”的梁天，在本部电影中跟着“二子”一起创业

《大宅门》里的三爷刘佩琦在这部电影里打了个酱油

《二子开店》是二子系列电影“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第二部。这组系列电影一共五部，全都以陈强和陈佩斯饰演的老奎与二子父子为主要人物。

这一系列讲述改革开放早期，当时的新青年如何自食其力，在即将开放的环境中为自己赢得成功的苦乐故事。

在电影中，我们能瞥见老北京的胡同、公园、前门楼子，还有当时修建不久的北京地铁。“四化"“待业青年”“个体户”等都是那个时代的独特记忆。

在这一系列电影里，他塑造了一个被父亲逼着去高考的青年“二子”在落榜之后梦想暴富，一头扎进商品经济大潮中学游泳最后却被呛得不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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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陈氏父子拍摄了二子系列的《父子老爷车》，不过地点改成了深圳。而在转年的《爷俩开歌厅》中，父子二人又回到了北京。

此时二子系列，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记录了中国中心城市的经济生活史诗。

在那时，陈氏父子的电影走进了千家万户。他们为中国电影创造了一种新的喜剧模式：利用父子冲突构建喜剧情境。

他不营造非黑即白的对立，而是把人物放到真实的生活情境中，让他去挣扎，也许都是些很心酸的瞬间，但却笑着说出来。

在电影中，不管开始多么雄心壮志，有多漂亮的蓝图，最终爷俩一定会遇到各种挫折失败，就像真实人生里每个郁郁不得志的普通人。

陈佩斯分析过“二子”这一形象：身份很低，绝对的小人物，在电影中，多以单身汉的形象出现。他说：“通过父子之间的矛盾引发戏剧冲突，是当时我们唯一找到的一个喜剧结构，通过颠覆权威和伦理做戏，父亲是伦理关系中的强者，然后用弱者颠覆强者，是一个正反两面的套路。”

不过这些理论，他都是后来才明白的。

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这一系列喜剧的评价非常两极分化，但在当时，二子系列是影院霸主式的存在。二子系列的都市平民轻喜剧风格带有法国喜剧的影响，配方的后味不是无厘头而是社会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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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很多同时期的演员都不演戏了，陈强却反其道而行之，用后半生的力气搞喜剧。当时好多人不解，一个参与打江山的老革命，突然嘻嘻哈哈弄喜剧，陈强你是不是疯了？

陈佩斯比所有人都明白父亲的心意，对中国老百姓，他内心始终有份亏欠。在拍摄《二子系列》的过程中，陈佩斯一直体会着父亲的某种迫切——他跳上跳下，一会儿泡水缸里，一会儿说我跑大雨里挨浇吧，都是老爷子自己的主意。

2000年前后，陈强以81岁高龄出演电影《鬼子来了》一刀刘一角，出去拍摄的时候，陈强骑个毛驴，姜文在前面牵着。拍完了以后，老爷子一看，哎，姜文，我给你倒着骑。陈强拿个大旱烟袋，倒着爬上去骑着。周围都是河滩地，全是石头，所有人都在揪着心。

他觉得不过瘾，不刺激。

2012年，陈强去世，回忆起父亲，陈佩斯更多说起的是快乐的事。日子再怎么悲苦，还是能找到些乐子，这是生命的顽强所在。

2001年，全国话剧市场都不景气的时候，陈佩斯的话剧《托儿》横空出世，一下子创造了千万票房的神话。他带着《托儿》在全国巡演，一连演了120场，观众多达17万人。

此时距离他独自在山上蛰伏的时间，刚刚过去两年。

陈佩斯自己说过，他非常喜欢卓别林在《舞台生涯》中的最后一个镜头，那让他真正认识到喜剧的真谛：一个伟大的日子，卓别林在舞台上完成了自己追求一生的事业，最后跳进一面大鼓。以痛苦换来了观众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随后，他又制作了《阳台》《雷人晚餐》等多部话剧，累计500场次，观众超70万人。其中《戏台》获得了豆瓣评分9.1，就大陆话剧而言，评分唯一比《戏台》高的，仅有北京人艺的一部9.4分的老舍名作——《茶馆》。

在话剧之路成功以后，陈佩斯又创办了自己的喜剧培训班，这个培训班并没有遵循中国曲艺界徒弟拜师学艺的传承制度，而是采用老师教学生的方式，师生地位平等，学生毕业之后可以随便自立门户，在艺术上向老师发起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