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冠》的别扭

今天看了《夺冠》（原名《中国女排》）。一谈起中国女排，肯定是振奋人心，遗憾的是，看了该片后，没有原来期待的那种“振奋人心”（中国女排带给我们的最大财富）的感觉，相反，有很多地方让人感到别别扭扭的。下面谈几个突出的例子。

首先，很奇怪的是，《夺冠》偏偏把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排第一阶段比赛郎平执教的美国队战胜中国队一战当作重头戏，对其大做文章大加渲染。尤其令人吃惊的是，片中故意安排了这样一段情节，美国队战胜中国队后，现场的中国观众都面目狰狞，恶狠狠地瞪着巩俐扮演的郎平，其中，有位手持大幅国旗观看比赛的强壮男子，恼怒之下，差点儿把手指戳到正离场的郎平的脸上。手部特写与配乐一起制造了令人恐怖的效果。

我不排除当时会有极个别的观众不满郎平，但是，整个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人民无论作为北京比赛现场的观众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整体来看，都是好客的、宽容的、大度的、欢乐的，我现在一时还真想不起当时的普通中国人有什么心理狭隘阴暗的表现的例子来。尤其是中国女排以及作为老女排核心队员的郎平，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处于极高的地位，深得尊敬，怎么会有很多人因为这场比赛而去仇视郎平以至于要对她动手呢？当年发自肺腑地高唱“北京欢迎你”的北京人民，被塑造成了一群狭隘阴暗的暴民渣滓，不得不说，这对他们来说是极不尊重的。

把普通中国人刻画地面目可憎性情暴虐，对于导演陈可辛来说这并不是第一次。2012年在《中国合伙人》里，1999年抗议美国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大学生们，就是作为一群跑到英语培训学校里胡乱打人的“义和团”出现的。

众所周知，中国女排与美国队的众多交锋里面，最重要也最有名的肯定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决赛，中国队击败美国队夺得金牌，《夺冠》偏偏在片中对该比赛一字不提，反而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第一阶段比赛美国队击败中国队津津乐道。在美国政府对中国那种阴暗的妒忌与仇视情绪越来越严重、导致中美关系每况愈下的今天，如此安排似有不妥。

除了普通中国观众，《夺冠》中解放军士兵的形象也是很不好的。影片特意安排了一段与解放军有关的情节，此处解放军的出现其实并非是必需的，完全可以换成学生或市民、职工等。该段讲述的是1980年冬季女排的一场训练比赛，观众都是解放军战士，他们穿着著名的红星加国防绿的军装。镜头里的解放军战士，个个面目模糊不清，呆头呆脑的，懒洋洋傻乎乎地唱着著名的《我们走在大陆上》，呕哑嘲哳，令人厌恶。这种看似无意其实是巧妙的设置，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观众对解放军的印象。这到底是潜意识还是明意识？

这种“解构”手法或技巧，在当代文艺作品中是很常见的。比如，有位擅长军旅兼情感题材的女作家，她笔下的解放军英雄的结局，常常要么是尸骸般的植物人，要么是精神病，要么对美丽的舞蹈演员不感兴趣却对丑陋肥胖的妓女情有独钟。

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中，一切就被颠覆了。

在《夺冠》之前，陈可辛还拍摄过一位女运动员的传记影片，至今没有上映，

不知为何。该运动员曾经在个人媒体上传播过解放军军官参与性侵幼儿园女童的谣言。

除了解放军，中国警察在陈可辛的作品里的形象，也不太正面化。比如，在《亲爱的》这部拐卖儿童题材的影片里面，无论是接受黄渤扮演的被拐卖儿童的父亲报案的警察，还是审讯人贩子的老婆（极可能是共犯）的警察，都凶神恶煞一般。与之相对应的是，赵薇扮演的人贩子的老婆反倒硬被描述成无辜者，一位伟大的母亲，警察审问她的那一幕，好像老电影里的特务审讯地下党员。

在《中国合伙人》里，派出所警察也是既粗鲁又蛮横的，遭到了孙超扮演的留美归国的“孟晓骏”的痛斥。片中，“孟晓骏”在北京的派出所里对警察大叫大嚷拍桌子，黄晓明扮演的“成冬青”与佟大为扮演的“王阳”则一面对警察说，“别介意，他刚从美国回来”；一面又安慰“孟晓骏”说，“这里是中国，不是美国，你拿美国那一套不管用”。

一个人在美国，敢跟警察拍桌子吗？敢指着警察鼻子开骂吗？都什么年月了，竟然还相信“美国警察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这一套神话。

在这一方面，冯小刚拍的《不见不散》要尊重事实得多。片中，遇到美国警察执法时，葛优扮演的在美国当导游的“刘元”赶紧一面举手抱头蹲下一面对众中国游客高喊：“千万别动！美国警察真开枪！”

本来，体育就是体育，打球就是打球，郎平集全球最顶尖的运动员与教练于一身，这里面有很多角度可切入，有很多具体生动的故事可挖掘，可是，《夺冠》却滑入了简单化老俗套的“体制”冲突框架中，一味生拉硬扯来突出“改革与保守”、“体制外”与“体制内”的矛盾。

为了突出这一矛盾，郎平被脸谱化地塑造为从美国回来的代表先进理念的海龟，为了反衬她，黄渤扮演的率领中国女排夺得2004年雅典奥运会冠军的一代名帅陈忠和，也被脸谱化地定格为在接上级领导的电话时唯唯诺诺低三下四的极其夸张的奴才形象。影片如此草率地制造两位教练的对立与反差，难怪遭到当事人的抗议而不得不进行了删改。

说起女排传统或女排精神，首先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1981年11月16日晚，中国女排在大阪击败东道主与卫冕冠军日本队，第一次夺得女排世界杯冠军。比赛结束后，围在电视机前观看转播的数千名北大学生不约而同拥出房门，绕着校园游行，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国”的口号。当晚，不止北大，整个北京都欢腾起来，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大家自发地聚在一起欢庆夺冠。“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自此成为女排精神的首选，当然不是全部。

可是，《夺冠》里面，却有意淡化这一传统。片中，在2016年里约奥约会面对东道主巴西队的关键比赛之前，郎平给女排队员们做战前动员时说：我们那一代人“做什么事情，身上都背着沉重的包袱”，你们这一代人应该“享受体育本身”“开心地去打球”，“放下过去的包袱”。

这番话让人感觉很别扭。“振兴中华”，怎么就成了沉重的包袱呢？“享受体育的本身”、“开心地去打球”，当然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这就是全部吗？为国家打球与为个人打球就一定不兼容吗？为何要非此即彼呢？为什么要搞简单化的二元对立呢？将体育纯粹政治化固然不对，可是，把体育纯粹个人化或非政治化就可行吗？老传统与新风尚，完全可以和谐共处，而非有你无我。“振兴中华”与“享受体育的本身”、“开心地去打球”，并不天然排斥，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互相促进。新女排精神对老女排精神，完全可以是继承、丰富、升华，而不是简单地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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