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奈儿·米勒 从化名中突围

香奈儿·米勒（Chanel Miller），2019年因出版《知晓我姓名》被《时代》杂志评为“未来百大影响力人物”，两度当选时尚杂志《Glamour》年度女性人物。拥有一半中国血统的她还有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张小夏。

《知晓我姓名》

作者：（美）香奈儿·米勒

译者：陈毓飞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8月

香奈儿·米勒的画作《我曾经是，我现在是，我将来是》。

在你眼中，性侵受害者是什么样的？最常见的形象大概是披散着头发，面目不清，为了保护隐私，五官打了马赛克，她可能衣衫不整，至少不会打扮得时尚精致，她会缩在角落，带着哭腔小声回答媒体或律师的提问。

但是香奈儿·米勒会打破你既定的想象。作为曾经轰动全美的斯坦福性侵案受害者，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她，有着一头精心打理的黑色卷发，身着红色无袖连衣裙，双手叉腰，表情坚毅，仿佛准备随时向你喊出：“知晓我姓名！”

漫长的15个月

媒体最早关注到这起性侵案件，不是因为米勒，而是因为案发地点斯坦福大学，和犯下性侵的布罗克·特纳——一名曾参加过奥运会预选赛、有望代表美国出战奥运的游泳新星，一名被名校斯坦福大学录取的高材生。而事件的受害者，在新闻报道中根本没有姓名。人们得知，她当时23岁，已经毕业，陪同妹妹参加斯坦福大学的兄弟会，在聚会中大量饮酒。

攻击的言论如浪潮般汹涌而来，在人们知道她是谁之前——“她当时喝醉了，一个检点自爱的女士会在派对喝那么多酒吗？”“她为什么要穿裙子去兄弟会派对？她难道不知道那儿多危险吗？”

在警察建议下，米勒决定起诉特纳，让案件进入法律程序。但做出这个决定时，她并不知道这将意味着长达15个月的诉讼期，和出席庭审时不得不面对的一系列攻击、责问、曲解和质疑。而她遭受性侵后警方取证拍摄的裸体照片，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出现在公开庭审中，出现在她和父母家人以及在场所有人的面前。

在这漫长的15个月中，她丢掉了自己亲手参与创业的工作，她变得敏感多疑、时常在噩梦中带着满脸泪痕惊醒，她不敢在夜晚独自出门上路，她对陪伴身边不离不弃的男友心怀愧疚，却又忍不住将在法庭中累积的怒火迁怒于他。但与此同时，她也强打精神学习绘画、坚持写作，让自己从消极、自责、绝望的情绪中逃脱。

一年多的庭审之后，案件终于临近宣判。艰难的长跑即将到达终点，她回溯了整起事件的经过和遭遇性侵对自己产生的巨大影响，写下了一份长达7137个单词的《受害者影响声明》，准备在法官裁决前宣读。

但是她的积极面对被法官解读为“已从伤害中良好恢复”，她希望被害人能吸取教训、痛改前非的请求被法官当作是“从轻判决”。因此，尽管她最终获得胜诉，布罗克·特纳所受3项重罪指控成立——根据当地法律，他将面临2年以上、14年以下监禁——但法院最终将量刑从轻判为6个月监禁和缓刑，即实际只需服刑3个月。

绝望之中，米勒的好友建议她通过一位值得信赖的记者，在BuzzFeed网站上发布这篇《受害者影响声明》，米勒同意了——反正事情不可能更坏。但事情却变得超乎想象。判决宣布的第二天，米勒在痛哭中入睡后又醒来，发现自己的声明已经被大量传播转载，短短20分钟就有1.5万人阅读。随后，《纽约时报》等新闻媒体也转载了这篇声明。在发表后4天内，它被阅读了1100万次。在这封声明中，米勒写道，“经受性侵的痛苦已经足够。而有人还在不遗余力地否认这种痛苦的严重性和正当性，目睹这些更加令人痛苦。”而这一次，舆论站在了米勒这一边。米勒甚至收到了时任美国副总统乔·拜登的来信：“我看到我们对未来的梦想寄托在谁的肩膀上……我相信，你将拯救生命。”

随后，人们开始质疑案件的审判法官亚伦·珀斯基渎职。当地9.5万人联名上书弹劾珀斯基。案件判决两年之后，珀斯基在2018年6月被选民撤职。特纳提出上诉后也在2018年8月8日败诉。

讽刺的是，在珀斯基广受批评时，包括他的律师在内的一群人仍未消除对米勒的质疑。他们认为，这封《受害者影响声明》，“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文笔太老成了。”暗指米勒拥有枪手。

“他们真正想说的是，受害者不会写作。受害者不聪明，不能干，也不独立。”米勒对此这样回应。随后的三年时间，她借助自己“老成的文笔”，写出了《知晓我姓名》一书。借这本书的出版，她向公众公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把“知晓我姓名”作为书名。此前，她在公众心中，一直以“埃米丽·多伊”的化名存在，没有身份，也没有面孔。

此外，米勒的亚裔身份和她创作的自述动画《我和你在一起》也引起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注意。他们邀请米勒为博物馆绘制一幅巨大的壁画。这幅壁画名为《我曾经是，我现在是，我将来是》，以亚裔美国人被边缘化的痛苦为主题，目前正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之中。

■ 专访

在多重偏见中找回作为女性的“我”

新京报：在案件最初，布罗克·特纳的身份吸引了大量媒体报道。他们提到，特纳是一位世界级的游泳运动员，一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而你却是匿名的、隐形的，没有任何关于你身份的信息，只有你遭受性侵的细节和你妹妹的真实姓名。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米勒：这对我来说很难接受。当一个人没有名字、没有面孔时，社会更容易忽视他们，甚至很难意识到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你提到了我妹妹，我自己的遭遇很艰难，但这段经历最让我难受的是我的家人要陪着共同遭受这一切，我没法对他们的痛苦视而不见。我愿意拼尽全力去尽快结束这一切，好使他们尽可能好受一些。

而对于特纳，让我深感困扰的是，他认为他的成就可以保护他免受惩罚，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你是谁，你都要遵守和他人一样的法律。他认为自己有特权，甚至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到案件最后，他都认为只要花足够的钱请个足够好的律师，就可以帮他摆脱刑罚。我想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他自信的来源。他一点都不感到羞愧。而我呢？我没有犯任何错误，我接受的教育却要我厌恶自己，为自己感到羞愧。

新京报：一遍又一遍讲述自己的故事，会让你感到厌烦吗？

米勒：可能会有一点。但我会提醒自己，在我孤独无伴时，人们的倾听和支持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因此每一个愿意聆听我的故事的人都是宝贵的，每一个接受采访的机会也是宝贵的。我也希望我的采访能给更多人带来方向。我想，这就像是把种子撒在风中，你不知道它们会在哪里落地生根，但是它们是有用处的。我也必须时刻铭记，就在不久之前我还是一个从未公开真实身份的人，我根本不能想象会坐在这里和你见面聊天。但事实却是，我现在面对采访已经泰然自若了。这真的难以置信，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自己会永远躲在公众视野之外、藏在受害者的身份之下。

新京报：你给自己的书取名《知晓我姓名》，看起来你从公开身份中得到了力量？

米勒：是这样的。如果不是公开了身份，那么除了新闻报道，我不可能出现在其他任何地方，不能在世界各地演讲，不能分享我的写作，而正是这些给了我力量、让我变得强大。尽管案件判决拖了两年，从性侵发生至今快六年了，但是人们没有放弃，没有忘记我。2016年我发表受害人影响声明时，有人告诉我，你应该趁着热点还没过去，赶紧公开姓名，否则大家会很快就忘了这件事儿。但是当时我没法作出这个决定，等到2019年才下定决心，但是人们仍然关心我、仍然支持我。

在这本书签售的时候，读者们会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小纸条上夹在书里，然后排队找我签名。这样我就可以在书的扉页写下他们的名字。签完我会把写有他们名字的纸条放在一边，等签售结束之后，我的桌上就会出现一大沓纸条，像一堆树叶。通常会有工作人员想帮我扔掉，但是我把它们全收起来了。我留着这些名字，我想就是这些名字的主人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没有他们从一开始就陪着我，我根本不会出现在这里。

采写/新京报记者 肖舒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