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诗社》，一个渐渐地远去的梦

在成为中学课堂必放的两部电影之一（另一部是《放牛班的春天》），彻底“泛鸡汤化”之前，《死亡诗社》曾在上映伊始时，在中国造成了我们如今难以想象的巨大影响。

有天涯网友在回忆当年某高校的文化生活时描述，《死亡诗社》在当时因为“讲述的是一种反常规的教育方式”，“充满着疯狂、反叛，这与当时学生的精神气质非常接近，它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30多年过去，如今《死亡诗社》似乎随着时代变迁藏起了自己锋芒毕露的一面，人们大多只愿意记住它让人泪眼模糊的盛大结尾，而这支理想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赞歌，因为愈加难以真实地触碰，而渐渐成为一个远去的梦。

一

1959年，全世界都不再好好读书的年代正在酝酿之中，这恰是暴风雨前最为沉闷难捱的年头，而《死亡诗社》中的男孩们又正好被父母送来最为严肃教条的预备学校。

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约翰·杜威早在19 世纪末就提出了“生活即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继续接受教育”的观点，然而半个世纪过去，标榜“传统、光荣、纪律、卓越”的威尔顿预备学院仍在进行着目的明确的刻板教育。

开学典礼后校长诺兰与家长们的热情寒暄让人一阵恶寒，以升入名校为纲的教学方针背后，潜藏着制度、家庭与社会的密不透风的共谋。

照本宣科、循规蹈矩、抑制天性，这里要培养的是一个个进入社会后即插即用的工具。

二

彼得·威尔导演的作品中，永远存在着天性与制度的激烈碰撞，于是有了基汀老师这样一个与预备学校的信条彻头彻尾唱反调的老师形象。

他甫一登场就用戏剧化的方式抓住学生们的注意力，在逝去校友们的照片前如鬼魂般低吟——“及时行乐”。

他的教育方式内藏着导演威尔的神髓——沉闷的旧式教育多铁板一块，他传道授业的欲望就有多强烈。

彼得·威尔更大胆地去掉了原剧本中基汀得绝症的设定，将他对个性教育的追求塑造得更纯粹——寻找为何而生，不是因将死的自我，而是因欲重生的自我。

“我们读诗写诗，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员。而人类充满了热情。医药、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高贵的理想，并且是维生的必需条件。但是诗、美、浪漫、爱，这些才是我们生存的原因。”

惠特曼一脉自由奔放的诗歌成为完美的载体，基汀希望学生能从对这些浪漫主义诗歌的感触中生发出挣脱桎梏、寻找自己声音的自觉。

三

威尔镜头下的基汀成功点燃了火种，但也引起了自上映起就未曾停息的争议。

他这样大胆介入学生观念塑造的教育方式，是否在制造着另一种凌驾与盲从？

尤其是尼尔自杀的悲剧，难道也是个性解放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值得注意的是，基汀老师对于片中1959年的学生乃至社会来说几乎是一个架空般的存在。

他虽然源自编剧汤姆·舒尔曼以自己少年时期一位老师为蓝本进行的再加工，但却被附加了太多超越这个时代（或早于这个时代）的想象与寄托，语焉不详的经历背景，更加深了角色单纯的理想化色彩。

有趣的是，罗宾·威廉姆斯之所以接下了这一角色，也是因为基汀像极了他学生时代梦想能遇见的完美老师。

因此与其说《死亡诗社》是一场过激的教育试验，不如说它更像一次成年人的反躬自省，在基汀老师不避耳目甚至略显夸饰的教学中，那些迫切点燃的人文主义光焰，每分每秒都带着对年轻人们满溢的倾诉欲，和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觉悟。

四

解放与监视，沉默与规训，洞穴中的浪荡诗会与经院般的金科玉律，在种种强烈的对抗之下，《死亡诗社》已经不能简单地被视作一部少年成长的悲剧，而是具有了更多解读的可能性。

然而影片激情拥抱的古典人文主义与浪漫主义，无论在故事发生的1959年，还是在影片上映的1989年，乃至30年后的2019年，都从未成为世界的主流，风笛奏响的湖边校园，咏唱个性、天真与美德的语文课堂，从来就是一个现实之中无处容身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