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夺冠》“选角”最难，但收获了几十年少有的感动

文｜林莉丽

编辑｜万晓茜

9月27日，电影《夺冠》上映的第三天，导演陈可辛在媒体微信群里分享了电影的创作体验：大量素人演员出演、12个机位拍摄比赛、纪录式的影像风格、浓烈的情感、主旋律框架下的作者表达……

陈可辛说，《夺冠》代表着他对这样一个题材的取舍，“我拍了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得到了一些珍贵的经历，做了自己相信正确的决定。电影创作是一个不断被感动的过程，不留遗憾地完成创作就是最好的体验。”

连续创作《独自上场》和《夺冠》两部体育题材电影，陈可辛表示这只是一个巧合，接下来会缓一缓、尝试其它题材创作。

陈可辛（左一）

1978年，16岁的陈可辛在曼谷亚运会看到了中国女排的现场比赛，那一年也是18岁的郎平首次亮相国际大赛。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看到中国女排比赛的陈可辛震撼之余不会想到，41年后他会执导电影《夺冠》，著名演员巩俐、郎平的女儿白浪分别在片中饰演郎平和青年郎平。

陈可辛擅长年代戏，但没有一部作品尝试过《夺冠》这样的时间跨度和格局——借中国女排的故事以小见大，串联起改革开放四十年。“女排精神在80年代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改革开放让中国拥抱世界、也被世界拥抱，女排让中国被世界看到，女排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更是一种中国的精神。”陈可辛说。

对陈可辛而言，拍摄《夺冠》的一个初衷是想重现那个他没经历过、但被身边的朋友反复讲述的、美好的80年代。为此，他专门邀请赵晓时担任影片的摄影指导，希望由经历过80年代的人，做见证80年代的眼睛、重现80年代的镜头。

12个机位、18个小时

体育电影的看点之一是在大银幕上呈现比赛奇观，《夺冠》中有三场重头戏的比赛，第一场是江苏男排和女排国家队的比赛；第二场是1981年世界杯的中日大战；第三场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中巴大战。三场比赛陈可辛尝试了三种不同的拍摄方法：

第一场比赛采用传统的电影分镜方法拍摄，前前后后拍了六天。

第二场中日大战，剧组调用了六台机器，不分镜、六个机位同时拍摄，保证每个开球、得分点的镜头跟原始比赛录像贴合，其他部分队员们自由打。

两场比赛拍下来，陈可辛开始想提高拍摄效率的方法。中巴大战的时间紧，满打满算只有两天半的拍摄周期，剧组于是又调来六台体育频道专门转播排球比赛的机器，加上剧组的六台机器，12台设备、12个机位同时拍。

“中巴大战前后拍了两天半，每天拍18个小时。拍出来海量的素材、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剪辑。”陈可辛说。后来，他又将比赛前夜女排队员谈心的文戏打碎，闪回到比赛过程中、调整情绪。

难在“选角”

《夺冠》的拍摄是一个接一个的难题，所有的难题中，最难的是选角。

“我没碰过这么头疼的选角”，陈可辛说。选角之初，他尝试找比较高的女演员或者模特出演，练了两周排球后发现完全不可能拍。后来索性直接从全国几千名排球运动员中找演员，用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选出四五十个人。

选角的过程也是陈可辛跟心怀排球梦的运动员“面对面”的过程，有的人可能注定一辈子进不了国家队，但她们对梦想的执着同样打动了陈可辛，“当你有梦想，拼搏都是一样的，这些年轻的素人演员完全感动了我，那是一个拍了几十年戏的导演少有的感动。”

陈可辛说，“职业演员演戏，是用经验和技巧接近人物、塑造角色，素人是带着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信念来的，那种我没经历过的真实感是无价的！”

让陈可辛喜出望外的还有现役国家队队员的表演，“那时候她们刚刚夺冠归来，很自信、每个人都闪着光”。陈可辛说，“表演是需要开窍的，哪怕是演自己，但她们给我的感觉是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演员。”现役国家队只有八天的拍摄档期，期间要完成中巴大战，朱婷和郎平的对手戏等重头戏，八天完全没有时间训练表演，女排的比赛日程安排很紧，表演指导也无法提前进入辅导。尽管如此，每一个队员都完美地诠释了自己的角色。陈可辛说，“她们给你的感觉不是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她们会自己组织对话、提炼台词，每个人上场都是主场。”

女排是一种情结，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与希冀。谈及此次拍摄《夺冠》的收获，陈可辛表示，“这次给我很奇妙的感觉，《夺冠》以后我可能会更大胆，启用更多的素人演员。”

不简单做类型

《夺冠》中有家国情怀，有女排精神，也有个体价值。

“这部戏跟我以前的个人情感创作有所不同，有很多跟国家共情的东西。”陈可辛肯定《夺冠》作为主旋律电影的共性，同时尝试在中间做一些作者式的表达，不简单做类型。“80年代的中国处于一个向世界证明自己的阶段，我们需要被看见，女排代表着拼搏的集体主义精神。时代发展到今天，女排精神有了更丰富的意义，包括集体荣誉，也包括个体价值、体育精神。”

《夺冠》的时间跨度接近四十年，陈可辛和编剧一同确定了以两位功勋教练为线索串联全片的结构框架，“郎平是绝对的主角，但我们的目标不是拍郎平传，所以选择从两个教练视角展开叙述，呈现从队友到对手、朋友的人物关系变化。”

艰难的取舍

电影中，拍摄朱婷自述的戏份时，陈可辛偶尔会有瞬间的恍惚，“会不会太像纪录片，会不会有风格上的断裂？”很快，陈可辛就打消了顾虑，“电影前后两部分在色调、摄影、风格上都有不同，对我而言这是一种实验，它代表着陈可辛对这个题材的取舍和加工，可能会挑战某些常规的观影习惯，但我更愿意让观众看到更多的东西。”

除了真实，陈可辛坚持的还有电影中浓烈的情感。他说，“我拍了一部自己挺喜欢的戏，得到了一些珍贵的经历，喜欢的人会觉得好，也有很理性的观众会觉得煽情，但戏就是人，我是一个容易被打动的人，改不了、也认了。”

Q&A

?《中国电影报》：《夺冠》拍摄过程中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 陈可辛：中国女排这个题目很大，从女排的故事入手，可以以小见大观察时代。我以前也反复拍过跨年代的戏，这次是最全面的、系统的表达。

?《中国电影报》：郎平的选角有哪些考虑，请您谈谈这次跟巩俐的合作？

? 陈可辛：跟巩俐的合作其实想了很多年，以前也聊过一次，但一直没真正合作上。这次很幸运，她是饰演郎平的不二人选。我一直跟她说，她只要站在那儿了，就有那种气场，有那种倔强的眼神，就是郎平了。她在电影圈跟郎平在体育圈有着同等的地位，她们都是80年代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第一批走出国门、被世界认识的中国女性。除了她，我真的想不到还能找谁去演这个角色。

?《中国电影报》：选择白浪出演青年郎平经历了怎样的接触和判断过程？

? 陈可辛：青年郎平的演员我们选了好久，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郎平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不但要求外形相似，也是一个对演员内心情感和外在爆发力要求都很高的角色，不是普通的素人演员能完成的。

后来我们偶然看到郎平母女的照片，听说白浪也是打排球的，我就跟郎平提了想邀请白浪出演的想法。郎平开始是拒绝的，她觉得白浪的生活经历和她的青年时代有比较大的距离，很难靠近。后来又接触了几次，郎平给了我们白浪的联系方式。

跟白浪联系后，我同她说这个选择对我们俩而言都是一场赌博，可能无法预料结果，但是我们都愿意试一试。后来我们找了表演老师专门飞到美国，大概两周之后表演老师发回了一段试戏的表演视频，白浪一个人对著镜头演，白浪哭了、情感都出来了，我完全惊呆了，从那个时候就定了由白浪出演青年郎平。

?《中国电影报》：电影中有一些轻松的桥段，比如“女排姑娘在美发店”，郎平跟女排队员说“快去谈恋爱吧”，这些段落的设计出于哪些考虑？

? 陈可辛：去日本世界杯之前，女排去美发店烫头发，这些细节来自我们看当年照片的启发。当年比赛前其实很多人的头发本来不是这样的，去打日本世界杯之前所有人都烫了头发，世界杯上很多人的发型都很像，我猜可能外国人会认不出谁是谁，据说当时郎平的球衣也是从一号改成了三号。

?《中国电影报》：您拍过《甜蜜蜜》《中国合伙人》《亲爱的》等，都说您擅长讲述“时代故事”，现在还有什么特别想拍的故事？

? 陈可辛：我拍了很多年代戏，但好像都不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年代，除了《甜蜜蜜》。《甜蜜蜜》是我比较个人的表达，《中国合伙人》我用自己经历的情怀去拍，包括我去美国、我回香港，我年轻的时候的一些感受。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能够共情和共通的。

如果要拍非常个人的东西，我其实有一部电影一直想拍，但我还没有把它写出来。那部戏是不能找人写的，只能我自己写。我想表达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背井离乡跟爸爸、妈妈去泰国的故事。当时我去泰国并不觉得是回家，而是有一种从家乡给连根拔起的感觉，那段时间的感受对我来讲是很深刻的。它可能不是一部很有很故事性的电影，甚至可能不是一部陈可辛风格的电影，因为我的电影都很强调戏剧性和故事性。但它会充满我的个人经历。我自己也希望通过这样一部电影，去感受我变成今天的我一路的变化轨迹。如果有机会，我希望有一天能写出来、拍出来。

?《中国电影报》：作为导演您如何看待观众关于泪点多、煽情的评价？

? 陈可辛：每次别人跟我说，“我看你电影又哭了”，我都不知道他是褒还是贬。情感确实是我电影中很自然的、很本能的一个表达，其实是我的本能，我自己很喜欢看电影，很容易被情感打动，所以我拍电影也会很自然往那个方向、拍很多情感的东西。有的观众会觉得好，也有些观众会觉得是不是太煽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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