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评人已“死”？

乐队“木马乐队”在演出。 （《乐队的夏天》节目组供图/图）

2020年夏天，33支新老乐队在网络综艺节目上集体亮相。率先引发大众关注的，却是台下的乐评人。

出道近二十年的老牌乐队“水木年华”登上《乐队的夏天》第二季，演唱了他们2013年创作的歌曲《青春再见》，当场被乐评人批评唱法“太油腻”，是“中年人的无病呻吟”。水木年华最后得到185票（满分280票），因排名靠后被淘汰。其中，以乐评人为代表的专业乐迷仅投出了4票。

出身“快乐男声”的歌手白举纲带着他新组的摇滚乐队“白日梦症候群”，参加了《乐队的夏天》。他在表演结束后表示，自己不顾“上面”的阻拦，执意要实现自己的摇滚梦，这才是他真正想玩的音乐。被打上“选秀歌手”标签的白举纲对摇滚乐的这番“表白”，没有赢得乐评人的好感，他的演唱被乐评人批评为“没有灵魂”。最后投票阶段，只有一位专业乐迷给他投了票。

来自粤东小城海丰的乐队“五条人”，是《乐队的夏天》第二季最受关注也最具话题性的乐队之一，他们的草根形象、自带综艺效果的语言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带着浓厚市井气息的方言歌曲，恰如其分地融合在一起，受到观众喜爱。但在“乐夏”现场，最初他们并没有受到专业人士的待见，以至于反复被淘汰又被复活，成了“打不死”的五条人。

五条人、白举纲和水木年华遭遇的争议，让乐评人群体罕见地被推到台前。早期的乐评人是活在纸媒和电台里的，他们的点评看上去一团和气；如今，乐评人迭代，成为综艺节目中争议的“制造者”。这一切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在一个人人皆可吐槽、发表言论的时代，是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乐评人”，专业乐评人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乐评人邓柯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 （《乐队的夏天》节目组供图/图）

被骂上热搜的乐评人

“这都是些什么乐评人？”“乐评人下去吧！”五条人乐队第一次被淘汰下场的时候，“乐夏”的弹幕刷屏，网友将“炮火”对准了握有投票权的乐评人。

乐评人邓柯觉得很无奈，他认为这是由节目的“时间差”带来的。在“乐夏”录制现场，五条人临时更改了出场曲目，用大多数人听不懂的海丰方言唱歌，歌词字幕都来不及打上去。但网友们看到的节目有影像资料做背景交待，“流里流气”的仁科和永远踩着一双拖鞋出场的阿茂说话搞笑、形象立体。“超级乐迷”张亚东在节目中公开表示：“我以前搞不懂为什么会请这样一支乐队来，唱的都是什么呀？但见了他们本人，我太爱他们了。”

“五条人并不是一个单纯以音乐性取胜的乐队，他们的音乐本身没有那么吸引人，是人的魅力让他们的音乐变得好听起来。”邓柯说。乐评人李源也有同感：“五条人的音乐性不是那么强，他们的好在于鲜明的地域特点，他们用立足于本乡本土的视角去观看身边的世界，没有假想自己在另外一个世界，比如假想自己是上海高端生活的一分子，或者是从洛杉矶来的。”

乐评人相征对观众的喜爱表达了质疑：“就像近年通过综艺节目喜欢上嘻哈（编者注：即说唱）的一帮人，他们是嘻哈粉还是综艺粉？在我看来绝大多数只是综艺粉。对五条人的喜欢，同理。”

邓柯对乐评人上热搜早已不陌生。在《乐队的夏天》第一季中，因为点评热门乐队“痛苦的信仰”改编演唱王菲的《我愿意》“太平淡”“没有起承转合”，他曾被网友骂上了热搜。

相征也是如此。在白举纲的“白日梦症候群”乐队一段融合了情绪摇滚、嘻哈、重金属风格的演出结束后，相征起立发言，直指他们的音乐“内核是相对空的”，“如果核没有，那所有的表演就只是一件外衣，一个漂亮的包装”。他的这番点评引发了一场弹幕狂欢，网友刷屏表示“专业乐迷又作了”“这也太偏见了”——在一些网友看来，白举纲的“快男”标签，让乐评人戴上了有色眼镜。相征随后在个人微博上遭遇了一轮“网络暴力”。

一个普遍现象是，在摇滚圈、独立音乐圈，“选秀歌手”和“学院派歌手”容易被另眼相待。“因为摇滚乐特别讲究音乐跟人的真实，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你就写什么样的歌。所以相当多的人会厌恶学院派，觉得你虽然技巧很好，但是没有体验过这样的生活，写的东西就不真实。”邓柯说，“选秀歌手也是如此，他们是从综艺节目里被人选出来的，背后肯定有各种商业推手，既然已经享受了那个群体的红利，为什么还要来这里切一块蛋糕？”邓柯是那场比赛中唯一为白举纲投票的专业乐迷，他的理由是，“单论唱功，白举纲比很多乐队主唱要好太多了，他的音乐做得也用心，从音乐的实践上来讲，他是够我这张票的”。

李源是轻松调频主理人、电台DJ，自己也是乐队的鼓手，他能体会行业内存在的这种“成见”，“主流的商业音乐领域，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日韩更不用说了，从来都是这样——每当一个亚文化领域冒出了不错的苗头，大家就会来‘收割’——这两年摇滚乐突然变成了一个好像可以让人看起来很酷的东西，于是一些原本很主流的流行歌手，跑过来把摇滚乐拿来作为装点自己的一个手段，一种投机行为。”李源说，“这不是针对白举纲，只不过白举纲不幸站在了枪口上。像中国很多玩嘻哈的也是这样，本来生活中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乖乖仔，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非裔贫民窟里的‘坏孩子’，说高级点叫文化挪用，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人就会看着很别扭。”

李源也对乐队动辄就提“复古”表示不满，他记得曾经看过英国著名电子乐队The Prodigy的一次访谈，该乐队成员们说，他们这些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做电子音乐的人，先天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做不一样的东西。但在很多音乐综艺的舞台上，年纪轻轻的电子音乐人却热衷于复古。“摇滚老炮们一直在往前探索，反而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上来就玩一个被几十年前的市场检验过的成功风格。今天拿来，那肯定是安全牌，二十多岁就打安全牌。”

这些“刺耳”的话李源并没有在“乐夏”的舞台上说过。第一季时，他说了很多“不太恭维的话”，但是他很快发现，这样做既徒劳，又让很多人不高兴，到了第二季，他索性收敛了锋芒，也由此，他的点评在节目中“出镜率”并不高。“音乐上面的事情，很难在这样的现场以只言片语表达清楚，尤其是你知道后期要把你的话肢解开来的情况下。”他说，“批评一个人或者一个作品不好的时候，你必须把这话说全面了。但一档综艺节目是不可能给你这样的空间的。说人好当然简单，说不好的时候那可真得注意了，因为他的支持者哪怕挑出你言论中的一点错，就会把你整个否定掉。”

相征对此深有感触。他点评白举纲、与周迅等超级乐迷的对话，原本长达十多分钟，最后节目里留下了最有冲突感的几句。这是由节目属性决定的，相征说：“综艺节目需要呈现冲突。”邓柯也认为，节目里更多追求的是综艺效果，乐评人的表达因此会不同程度被放大或者被曲解，但正是这种冲突感能给节目带来巨大的流量和讨论度。

“这不是一个科普的节目。”邓柯说，“科普意味着去了解，去学习，而学习是一个不那么快乐的过程，你得学到了以后才有一个延迟的快乐。但综艺就是要快乐，大部分的观众看节目是来开心的，所以节目组不可能拿出很长的篇幅来让你解释专业问题，把我们一些观点片断式地呈现出来就够了。”

乐评人李源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 （《乐队的夏天》节目组供图/图）

点评的技术含量

邓柯正式成为一名乐评人，是2014年《我是歌手》第二季播出的时候。随着《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乐队的夏天》等节目崛起，中国音乐综艺节目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音乐本身的追求达到了新的高度。“乐手不光是顶级的乐手，同时他会进行很好的音乐改编，至少创造出一个完全不逊色于原作的新意境，让原本的词曲焕发出新的感觉，比如，林志炫对周杰伦《烟花易冷》的改编。”邓柯回忆。

随着音乐综艺对音乐性的要求提高，大众观众想知道，为什么某个歌手会被淘汰。由此，乐评人成了各类音乐综艺的“刚需”。

邓柯是中央音乐学院科班出身，作为乐评人，他更看重的是对音乐本身的分析。他注意到，随着对乐评人需求的增多，一时间冒出很多自诩为“乐评人”的业余人士，做着煞有介事的点评，“其实是在胡说八道”。他举例，“说这场他分高，是因为‘他唱得松弛，那个人唱得太紧’。探讨这么具体的音乐演唱技术的时候，连讨论前提都不设定。就像你讨论一个人跳水的时候，我跳了一个3.0难度，你跳了一个6.0难度，不考虑这些技术分你就直接讨论完成分，怎么讨论？有的人唱得松弛，那是因为他只唱到了G调，人家唱得紧的，唱到了High C，你却说人家‘唱得狰狞，脸都变形了’。”当时这样的“乐评”，促使邓柯开始写乐评、做音乐分析。

相征是行业内人士。他曾是华纳音乐、环球音乐中国区的市场总监，后来又创立了播客“大内密谈”，定期做各类音乐的盘点和推介。在他看来，有足够的音乐“阅读量”，是对乐评人的基本要求，他自己每年至少要听接近一千张新发行的唱片。

光听还不够，邓柯认为，还要从中总结出线索，建立自己的一套评价体系和审美，这才是有效的“阅读”，“否则光比听的数量，跟比报菜名没有什么区别”。相征同样认为，在听的过程中，“可以找到一个小趋势或者小潮流，考为什么有这样的潮流产生，这些跟整个社会的发展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于好音乐、好乐队，相征有自己的评判标准，音乐技术在他这里是次要的，他更看重的是诚意。“我比较坚持的是，你在音乐上有没有玩出新的花样；如果你没有创新，但是在旧有的框架当中，你写出了足够真诚的作品（也不错）。你不要说自己有多努力，要拿作品说话。”他说。

相征同时注意到，在乐评人圈，比较流行的一种点评方式，是搬出很多普通观众听不懂的专业术语，比如“用一些‘十六分音符’”“这是一个‘七拍子’的歌”“他的‘和弦套子’怎么样”……“说出这些词你们也听不懂，就觉得好像蛮专业。”相征认为这是一种误区，“乐评人应该做的是一个‘翻译’工作，用尽量平实的话，让所有人都听得懂你在说什么。”

乐评人相征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 （《乐队的夏天》节目组供图/图）

乐评人王硕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 （《乐队的夏天》节目组供图/图）

乐评人的贡献

乐评人是怎么从一团和气，变成了争议制造者的？

在邓柯看来，乐评人经历的几轮迭代，与时代密切相关。早期，乐评人是给各媒体供稿的特约作者。用笔写音乐评论，文章只要得到读者或者刊物编辑部的认可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得到歌手的认可。落笔的文字，大多是关于好音乐的推介和分析，自然是“一团和气”。

进入新媒体时代，一批文艺刊物倒掉，相当于一部分乐评人的“饭碗”没了，他们转而接一些唱片公司的约稿，成为唱片公司宣传的出口，这就势必会为这些歌手说好话。这个时期的乐评，就已经不是单纯的乐评了，变成了一种推介、宣传广告，自然难见批评。

接着是“流量”时代的到来，许多自媒体的存活依靠流量。“你想要流量，第一就得制造争议，第二就得讨好大众。”李源说。于是一些为博眼球、蹭流量的言论频频出现，乐评人也参与其中。

再后来，到了综艺时代，乐评人的收入来源不再是唱片公司，自然不用再说歌手的好话。此外，有综艺节目就会有竞技和比较，在乐队与乐队的比较中，每个乐评人的感受都是主观的，争议由此而生。在邓柯看来，制造争议有时是有益处的，“乐评人有时候会提出一些比较刁钻的问题，你会觉得受冒犯，但仔细一想，还是有一定道理。有这么一个可能会让人讨厌的乐评人放你边上，有利于乐队对很多东西保持敬畏和自省。”

相征对此有不同意见：“这样的争议越多，反而离音乐本身越远。很多时候，争论并不讨论音乐，而是上升到了人身攻击，最终都变成了质问为什么要有乐评人这样的职业存在。”正是在这个阶段，乐评人成了争议的靶子。

“但乐评人仍然是需要的。”相征说，“今天每一个玩乐队、玩音乐的人，多多少少都受到过乐评人的指引，被乐评人写出来的文章或者推荐过的东西影响过。大多数乐评人都有在音乐行业工作的经验，他们是做梳理、做推荐的人，是真正的在一定程度上为音乐行业做贡献的人。”

不同的乐评人都会提及的一个案例是，“摇滚乐”这个词就是乐评人提出来的。“音乐人都是很自我的，他们的创作是从自己出发的。他们的音乐风格需要有人来整理和传播，梳理这个风格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精神内核是什么、有什么代表人物、分了什么样的时期，乐评人最后为这类风格取了个名词：Rock & Roll。”邓柯说。“所有的乐队都会说自己独创了什么风格，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风格，谁来做梳理、取名的事情？乐评人。”

李源早已过了需要被乐评人引领的阶段，在进入音乐行业之前，在数字音乐时代来到之前，他已经建立起自己关于音乐的审美谱系。在他看来，乐评人早期作为一个“消费指南”“导购”的意义已经淡化了，但他同样认为，乐评人有存在的必要：“我们需要更专业的乐评人，在信息噪音中千挑万选，为我们推荐新的音乐作品、拓宽音乐思路。”

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