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字”现象是否长久并存？

几年前，香港演员黄秋生用繁体字在微博写道：“曾在內地寫中文正體字（繁體字）居然過半人看不懂。華夏文明在大陸已死。”

这句话迅速在网上引发争议，除了被不少网友指责言论过于偏激，也遭到不少业内人士炮轰为“刻舟求剑”“杞人忧天”的“外行话”。

作为一个著名艺人，黄秋生在一个不熟悉的领域内发表言论，其实与常人一样，只是“外行”的观感，这种观感之所以很快在媒体“发酵”，不过是他不同于“常人”的“名人”效应。

文字是“文明”产生的标志之一，文字的演变也是文明演进的一种形式。中国文字从甲骨文到现代标准楷书的演进，既与书写工具的变化有关系，也与字体简化有关系。这大概是中国文字学的常识。在古文字中，因为有简化而出现“别字”，古人归入“通假”一类，通假的既包括有些同音字，也包括有些简化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一下网络上的“通假字大全”就可以知道。

所以，因为使用“简体字”而断“华夏文明已死”，有点风马牛不相及。此观点明显是偏激的。

图/香港金石展

以国家力量“统一文字”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两次：

一、秦灭六国之后，以秦小篆统一六国文字，这是华夏文明的一大进步。如果没有这个措施，“华夏文明”大概会和今天的欧洲文明差不多，将拉丁文变成一个语系，而出现英、德、法等许多文字。

二、1949年以后，大陆推行简体字而不及港澳台。这一措施的利弊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突显，黄秋生的言论虽然不当，却是两种不同字体在大陆与港澳台交流中出现某种“困挠”的一种反映。

就大陆简体字改革的设计而言，吸收了通假、行书、草书、俗字等多种经验，进行“创新”推广而成，重在易识易写，并不是另外一种文字体系。在推行之初，习惯使用繁体字的大陆人也出现过“困扰”，经常在书写过程中繁简并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简体字实践，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也的确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那就是很多年轻人不识繁体字，阅读古文或到港澳台地区会造成一定的困难。这种差异，在一些被港台教育误导的年轻人心里，可能会产生一定文化隔阂。

仔细分析出现“困扰”的原因，在我看来，多数是由简体字方案过分强调易写造成的。比如，偏旁简化，简体字方案中吸收草书经验的基本上没有问题，如言、糹、貝、齒等。由偏旁简化而来的简体字，即使港澳台人来大陆，识读不会有什么“困挠”。就是由行书或草书形成的“简体字”，由于字形相似，人们对于繁简两字大多也能“猜识”，比如“愛”“爱”之类。

但有些字的简化，毫无变化规律可循，两岸三地都会产生一些困扰。如“鬱”、“郁”，很难让人当作同一个字。大陆人不识繁体字，或港澳台人不识简体字，主要集中在这类字上。

借用俗字太多，将一些不该“通假”的也通成一个字，这也是一个问题。如“发”，可以同时替代繁体的“發”和“髪”，而繁体字中两字是不能通用的。再如“后”，取代“後”字，在繁体字中“后”与“後”、“云”与“雲”完全是两个字。

现在电脑软件有繁简转化功能，对于在繁体字中不能通用简化字，基本上毫无办法。我看到大陆有家著名的出版社，在再版台湾出版的一本学术专著时，将所有“太后”都转化成了“太後”、所有的“云”都变成了“雲”。这也提醒我们，在字体简化过程中，我们似乎也需要考虑现代电脑输入的特点和需要。

黄秋生对大陆简体字的批评有些过当，可以反批评。但是，在两岸三地文化交流、经济往来日益密切的情况下，如何适应这种形势，根据现代电脑输入的特点，形成便于分别使用繁、简字的人们“通识”的现代中文字体，应该成为中文字体“新统一”的方向。一国两制，总不能老是“一国两字”。从这个意义上说，黄秋生的言论具有“歪打正着”的积极意义。

国家语委可以作一个调查，先对一些易造成困扰的常用简化字作一些调整，并与港澳台有关部门充分酝酿，制订两岸三地能够通用、通识的字体方案。繁简差异体固然不能阻挡祖国大统一的大趋势，但也不能成为一种文化隔阂。如今，两岸经济发展已密不可分，但祖国大一统还需要文化共融发展来铺路。

作者：周育明

原文：“一国两制”不能一直“一国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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