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冠》导演陈可辛：集体主义使中国女排代表中国 | 读+访谈

反映中国女排40年来奋斗历程的电影《夺冠》，上映3天，票房近两亿。这是一部不需要过多介绍的电影，故事里有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人物。巩俐对郎平的“神还原”，朱婷等女排队员“自己演自己”的惊艳效果，片中反映的时代变迁等，都成为热议的话题。9月27日，《夺冠》导演陈可辛接受线上采访，回应了上述话题。

演郎平，巩俐是不二人选

1978年，改革开放启幕之年。这一年，中国女排出征曼谷亚运会，18岁的郎平开始在国际体坛亮相。观众席上，年仅16岁的陈可辛目睹了这一幕，中国队进场时他热血沸腾。

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已经拍出了《甜蜜蜜》《如果爱》《投名状》《武侠》《中国合伙人》的56岁著名导演陈可辛，接到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电影局的邀请，拍摄一部展现中国女排发展历程的电影。大时代的风云与个人的命运如此交织在一起，陈可辛回首曼谷那一幕，不禁感叹“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这部电影拍得很不容易，陈可辛在电影开拍前、拍摄中、完成后都经历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

如今，所有人都称赞巩俐把郎平演活了；可是巩俐曾三次拒绝这个角色：“如果我演不好，就可能成为千古罪人。”

陈可辛却认准了巩俐，他告诉记者：“跟巩俐的合作其实是想了很多年，以前也聊过一次，但是结果一直没真正合作上。这次很幸运，因为确实她是饰演郎平的不二人选。我也一直跟她说，她只要站在那儿了，她就有那种很强势的气势，她很倔强的眼神，就是郎平了。她在电影圈里跟郎平在体育圈里有同等的地位，她们都是上世纪80年代那会儿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第一批走出国门跟国际接轨再到影响力那么大的中国女性。我觉得除了她，真的想不到还能去找别人去演这个角色。”

“能熬到今天就靠中国女排4个字”

电影杀青后，原定今年大年初一上映，由于疫情又被推迟。8月，陈可辛发了一条微博：“首映前，经历了人生最煎熬的1个月。没想到首映后再经历了更煎熬的7个月。拍了30年电影，以前历尽的所有酸甜苦辣，在这都不算什么。能熬到今天就靠中国女排4个字，中国女排是精神，是信仰，谢谢所有的女排姑娘们，你们的故事给了我莫大的能量，去完成这个光荣任务。”

每次遇到困难，陈可辛都会提到郎平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女排精神是不一定赢，但是明知道自己输，都会一分一分赢回来。”

这部电影里有不少泪点，陈可辛自己最感动的一幕，是女排姑娘们上台领奖时，郎平给远在国内的老友拨通电话，她一言不发，让老友和她一起聆听现场奏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访谈】

我不希望它是一部很简单的主旋律电影

读+：陈导，体育题材以前几乎没人敢碰，你这次拍中国女排是为什么？在拍这部电影以前，你和中国女排有过交集吗？

陈可辛：我第一次现场看中国女排比赛是1978年曼谷亚运会。18岁的郎平第一次亮相国际大赛，我当时16岁。1978年是挺特殊的时候，中国回到国际体坛，看到中国队站出来，真的觉得很震撼。

后来看到中国女排的各种电视转播，看到观众跟球员的互动，看到中国人对中国女排的疯狂，赢球之后的振奋，就觉得那个是远远超出了排球，甚至是超出了体育本身。

接到邀请让我拍中国女排这个题材，我也觉得很值得拍。中国女排这个题目是很大的，使我能够从女排的故事入手，以小见大地看到整个背景，再把这个背景从整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都拍出来。以前也拍过跨越时代的戏，但这次应该是最全面的一次性地去表达这几十年。

这个电影有它一定的特色，它的整个背景跟国家、跟国民的共情有很强烈的联系。我也知道它有主旋律的共性在里面，但是同时我也不希望它就是一部很简单的主旋律电影。我希望找到一些和观众更有关联的东西，也会使得观众看电影的时候能带动他的情绪，同时也能够在带动情绪之下找到一些人物更接地气的东西。

读+：女排精神在不同时代的意义，所体现的集体主义情感，你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些？

陈可辛：女排精神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不同的意义。中国改革开放，拥抱世界，在我们感觉要追不上外面世界的时候，希望世界看到自己。那通过什么去认识中国呢？其实女排就是让世界看到中国的一个事件。它确实不是一个体育运动那么简单，是一种中国的精神，很有集体主义情感。也是因为集体主义，才使中国女排变成能代表中国的一种精神。

那么今天，当中国已经有高楼大厦、有冰箱、什么都不比外面差，甚至比外面更好的时候，女排精神对我们是什么意义呢？那我们是不是每个人又都回到个体呢？你看到电影后半部的表达，其实每个运动员她们是90后、95后，她们有很强的个人诉求、个人表达，但是你说她们在一个集体运动里面，她们难道就不是为了集体吗？难道她们就不需要一种集体的荣耀吗？可是在集体里面，她们也在发问“我们为了什么打球”。

我常说，每个人把自己做好，其实大家也会好，每个个体都好，那么群体怎么会不好呢？集体怎么会不好呢？

女排队员走进影棚，每个人都在发光

读+：《夺冠》整个拍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陈可辛：电影从1979年写到2016年，三十几年的跨度，从女排的故事看整个中国的背景。整个戏的核心就是女排精神，上世纪80年代的女排到现在女排的传承，80年代为什么会赢，现在怎么再去赢，90后和60后甚至50后的分别在哪儿，中国的改变在哪儿，这是这个电影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最大的难题是，这一题材跨越30多年，确实有太多太多的故事，怎么样去取舍？在取舍的过程里面，郎平“蹦”出来是绝对的，每一段历史几乎都绕不过她。但是我们确实也不想把电影变成一个“郎平传”，而且还要把它控制在两个小时或者两个多小时里面，这也是非常困难的。其实这个电影是三个多小时的，结果是剪了很多才终于剪到现在2小时15分钟，我都有点惊讶，能够在这个长度里面把这个故事讲完。

读+：电影当中出现了两支中国女排队伍，上世纪80年代的老女排和现役女排，老女排是怎么找到演员的？

陈可辛：最大的难题是剧本，但是我觉得更难的是选角。我没碰过一部电影，选角是那么头疼。但是最可贵的就是无论80年代女排那一批演员，还是现役国家队的这批演员，都令我喜出望外。她们都不是在演戏，而是把真实的感觉表达出来，让她放松放开，镜头抓她最好的表演瞬间就好了。

我们在选角老女排的过程中，曾经用传统电影导演的模式，找了比较高的女演员或者模特，练了两周排球就完全知道不可能拍。后来用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通过体育总局、排管中心的支持，全国每一个省，每一个大学都去，见了几千个排球运动员，结果终于选到12个做老女排的演员。而且每一个人的形象都是我们跟着当年老女排的形象去找。

她们每个人的戏都是真实的，因为她们每个人都带着信念跟使命来演这个戏。我记得当时跟其中一个演员聊天的时候，她一米七八，她说她从8岁开始打排球，打到16岁测了骨龄就知道她不会更高了，就知道她要进国家队的梦想可能很难达到。结果到最后，她就觉得她这一辈子都要打排球，这一辈子都要做跟排球有关的工作，可能是教教小孩、做教练啊等等。

我那个时候就意识到，进国家队对她们来讲是多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她们进不了国家队。她们来拍这个戏，就等于是用上了想进国家队那个劲儿。这些95后的小女生，她们的训练和付出其实都完全是像80年代那批队员的。她们是带着真实人生的经历跟信念来的，那是我几乎没有经历过的一种感动。

读+：现役女排球员本色演出，演得都非常到位，这是怎么做到的？

陈可辛：现役女排来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感觉。她们来的时候，刚刚拿了世界杯冠军，还参加了国庆阅兵庆典，每个人的气势都在最顶尖的时候，她们进来每个人都发光一样。

她们很有自信，不会觉得她们不懂电影，或者没拍过电影，她们来了就好像在主场一样，一点都不像来到别人的地方。一上来她们就很清楚地去表达自己那场戏应该怎么演，我应该怎么说，你应该怎么说，她应该怎么说。有一场戏很重要，就是她们在中巴大战之前一个晚上，大家一起聊天，那场戏我们是整场完整地拍了。

朱婷的戏，大家都很惊讶，但是我觉得不只是朱婷。包括其他人，我们看到很多“郎导”在训话的时候，旁边的队员都是有反应的，我看到张常宁，每一次镜头看到张常宁，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她听着“郎导”说话，听巩俐说话，她眼泪就会流出来。其实这戏不是在她身上，她只是十几个球员里面的一个。但是你就看到她眼泪出来，我觉得她们就真的把生活带进了电影里面。

12台机器拍“中巴大战”，拍摄2天、剪辑2个月

读+：“比赛”是每一部体育题材电影都无法回避的场面，但是很难拍好。《夺冠》中的3场大战是怎么拍的？

陈可辛：拍得最费劲的就是这三场比赛。第一场是江苏男排跟中国老女排，大年三十的那场比赛；第二场是中日大战，就是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第三场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

拍江苏男排那场，我们用了6天，我们是用传统的电影分镜的方法去拍，就是一个一个镜头分好了去拍，每一球要怎么打，球落地在哪儿。

中日大战那场比赛，因为篇幅长很多，而且观众也熟，我们就调了6台机器，干脆就不分镜头了，球员也不能重复每一球每一个动作，所以只能给他们真打。那场球赛也拍了6天，然后把它剪在一起。

“中巴大战”我们只有两天半的时间去拍。从巴西请了几个当时的国家队队员过来，这帮球员无论是巴西的或者中国现役女排的，全都是打过那场比赛，她们都知道那场比赛怎么打，但对她们来讲，要还原每一球也不容易。我们还是用中日大战的方式，就是开球和得分，要跟原来的一模一样。我们再调了6台机器，请了体育频道专业拍排球比赛的摄影师，跟我们原来的机器一起，加起来12台机器一起拍。两天拍完，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去把那场球赛慢慢剪辑出来。（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编辑：邓腊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