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表达你自己，青年朋友们？

吴畅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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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B站（bilibili）自制综艺《说唱新世代》中的一首说唱歌曲《We We》走红中国社交网络。

以著名香港乐队Beyond的流行之作《Amani》打底，六位青年说唱者依次出场：评论海湾战争、嘲讽金融危机、叙述大历史。一反西方嘻哈常见的粗口，而呈现出相当主流、端庄的政治化风格。满屏的弹幕皆是“神圣的感觉”、“说唱也有大格局”、“不上春晚很难收场”等溢美之词。

《说唱新世代》上线三天，便获得了百万级的点击量。B站的这档节目，还有近期收官的《脱口秀大会》的相继“出圈”，似乎都在证明，网综也可以“正统”，由下至上地张扬国内青少年的文化主权，或者说，树立文化领导权。

从官方的角度，这绝非耸人听闻之辞。自从综艺的生产主阵地转向视频网站后，青少年就已成了综艺生产的绝对目标受众。

在传统电视时代，能让青少年疯狂的，大多是歌唱选秀节目和棚内明星竞技类综艺。只不过，无论是广告商还是意识形态的影响，电视节目的生产依然以满足家庭成员心理的最大公约数为目标。在互联网还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度渗透进日常生活之前，跨代际的集体收看“仪式”一直占据主流。

应该在马东离开传统媒体，转而制作爱奇艺的脱口秀《奇葩说》后，事情开始起变化。

《奇葩说》当时网罗了一批口条机灵、混过社会的青年人，以经验老到的KOL（关键意见领袖）身份，不谈国是，只论生活、感情和工作，在嬉笑怒骂间，教授着同龄人观众如何在残酷的“丛林环境”里积极地寻求自我持存。

很快，以《奇葩说》为代表的网络脱口秀就成了新一代青少年的“红宝书”，他们不接受外界对它的批评。同样，这些在脱口秀里巧舌如簧、口若悬河的选手或演员们，一跃化身为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网络舆论的流量名人。

脱口秀的演员们，就生活或工作经历打打趣，凝练成段子、金句，以强迫性重复的方式，成就了网综节目锻造青少年话术表达的第一步。

接下来，网综制作者们则在思考，该怎么表现和引领青少年文化？如何“超克”（日语词汇，意为“超越并克服”）他们自己在传统媒体时代下最为擅长的选秀逻辑？

读书类综艺？大可不必。不好拍，也有悖于娱乐机理。选秀本质上就是反主流教育培养机制的，何况，歌唱选秀的节目模式的边际价值早已枯涸。2017年，以韩综Show Me the Money（SMTM）为原型的《中国有嘻哈》以试错之姿，闯入彼时还没有那么硝烟滚滚的网综市场。结果，该节目一炮而红，后又因官方对嘻哈节目的关注而改名为《中国新说唱》。

时隔几年后，再分析“有嘻哈”走红之因，似乎有些后见之明。然而，它创造了一种新的青少年话语模式。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用业界的话说，网综选秀，可以也应该朝向“垂直”类。“垂直”，就是过去所说的“小众”。只不过，这里的小众，是作为整体的青少年，依据文艺形式的差异而内部区分出的亚文化群体。

当嘻哈这种从未登陆过主流媒体、长期寄居于地下的文艺样式，突然以神秘、暗黑和不羁的状态，被呈现在网综选秀里时，不仅是制作者，还有互联网的主体用户，都发现含藏在嘻哈里的反叛精神和独特性，与青少年的文化诉求和主体姿态，是多么的吻合。

于是，VaVa、GAI这些玩转嘻哈的青年们，用节奏感十足的说唱，诉说着个体在人生道路上的迷惑、不解和愤懑，成功地续接上第一波脱口秀节目的话语传统。

《中国有嘻哈》的成功，让网综制作者们都开始“疯狂”起来。

他们不断找寻着那些看起来似乎有些时间断层、却拥趸百万的“小众”文化，例如街舞、电音、铁甲、电游、古风、动漫，甚至团综和练习生们。一时间，围绕青少年文化或文艺而打造的网络综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节目，借用的是“部落化”的青少年熟悉的文化或文艺样式，表达的却是他们涉世未深却大而无畏的价值、立场和观点。然后，制作者再以爱与和平的普世价值为助力，打通节目与社会的共情渠道。不知不觉间，网综把持了其实都是创伤主体（精神分析的术语，身体、物质或精神层面上受到创伤的对象）的青少年的情感模式和话语规范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

毕竟，内容是青少年感兴趣的，但节目是成年人拍的，节目传达的青年形象和文化也是成年人塑造的。在这个基础上，才会出现国家管控越多，但文化领导权的锻造和建设者却愈发分散，并深入到青少年群体的最底层，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足够的控制力，即越管越乱的现象。我将之称为网络综艺时代，“国家权力的内卷化”（杜赞奇分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华北农村提出的概念）。这个现象提示我们需要正视如下问题，究竟谁才是网综节目的真正锻造者，谁才是新一代青年人文艺与文化领域的领导者？

这种感受，在我看《说唱新世代》时更加明显。在爱奇艺的《中国新说唱》（前身《中国有嘻哈》）和芒果TV的《说唱听你的》两档竞品节目已稀释掉大部分市场价值的情况下，《极限挑战》的总导演严敏还是选择了说唱题材作为自己离开东方卫视的第一档新节目。

节目紧张刺激么？是的，因为他把选秀节目变成了丛林生存战。可让我印象深刻的，却是选手们在这种“你死我活”的极端环境中被激活出的恣意的表达欲。或者说，它极致地放大了这些说唱选手在刚性的话语框架内的自由度。

《说唱新世代》第三期，汽油队集体演绎的《We We》，可为代表。

这是一次节目组借青少年“言语”而展开的宣传“行动”（Speech-Act），但它完全不着痕迹。因为，它不是以国家主义的面貌出现，而是惯性地“祭出”爱与和平的普世逻辑。青年人以普通人的视角，谈历史、谈社会，唯独不谈集体，方便且好用。规避审查风险的同时，节目更在驻扎于B站的年轻人群体里，润物细无声地进行了一场民族主义的动员仪式。

这个节目出圈与否，我其实没那么关心。我感兴趣的是，它在B站这个当代中国青年文化阵地上，借助说唱，营造了一个“安全”的话语“异托邦”（现实中存在的异质空间，但对它的理解要借助于想象力）。

“安全”，是说它对中国国家（China state）及其文化的中国性（Chineseness）体现出亲近感和友好态度。中国青年的形象，至少在这个意义上，被资本树立起来。

说它是“异托邦”，是因为它循相关部门要求，“高度政治化”之下所潜藏的意识形态，却没有那么明显地对国家意识形态（state ideology）体现出情感关联（emotional attachment）。国家在这里，遭遇了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内卷化。就问一个问题，社会主义会提倡机会平等吗，允许丛林法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存在么？

一片平静之下，潮流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