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冠》导演陈可辛：我特别想拍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

陈可辛

《夺冠》导演陈可辛：我特别想拍的是

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

本刊记者/隗延章

发于2020.1.13总第932期《中国新闻周刊》

“其实郎平和孟晓骏有点像”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女排对于很多内地的人来说，是一个集体记忆。作为一个香港导演，你怎么去找到这种感觉？

陈可辛：不是说是我的集体记忆，我就能拍得好，也不是说我没有经历过那个记忆，我就拍得不好。拍每一部我的电影，都是一个学习与了解的过程，我都要做很多功课。电影是一个群体工作，你的团队会提供很多很多的选择，导演其实在最后会给出他的判断跟方向。

不管我今天是拍中国女排，或者是拍阿波罗11登月，还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我都需要做海量的功课。

中国新闻周刊：其实并不影响？

陈可辛：对，就算我真的是在内地生长，经历过80年代，到我拍的时候，我还是要做很多功课，是没分别的。

中国新闻周刊：之前你在拍《中国合伙人》时，孟晓骏有很多你个人的投射，在拍《夺冠》的时候会有这种投射吗？

陈可辛：其实郎平和孟晓骏有点像，郎平也是出过国再回来，那些经历我也大概能感觉到，能理解。但并不是说每个电影，你都必须找到一个人，他的经历是跟你一样的。很多年轻导演头几部电影，会拍比较自传的东西，但当你成熟了，你应该能够驾驭不同的题材，在不同的题材里面去学习，去做资料，去表达或者去重现那个年代的精髓。

我特别想拍的，是我没经历过的，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大家觉得那是一个未来充满希望，充满可能性的年代。我这十几年来在内地，听到很多我这个岁数的朋友们，都在怀念那个年代的中国。我也看了很多照片，也跟很多人聊过天，去重现那个感觉，对我来讲是这部戏很有满足感的地方。

中国新闻周刊：像80年代的中国内地，这个时代会从一个你自己经历的时代中找到共同点吗？

陈可辛：80年代的中国，正经历改革开放，它从一个封闭了很久的环境里突然开放，那个爆发力比哪里都强。别的地方的改变都是循序渐进的，但在那个时间点就突然间爆发的那一下，我觉得也是它的魅力所在。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有点殊途同归”

中国新闻周刊：我看到你在拍《李娜》和《夺冠》时，会觉得它们之间很不同。李娜是一个比较叛逆的、很个人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中国女排是一个很集体主义的一个故事。当时你是有意选择这两种互相对应的题材吗？

陈可辛：不是刻意的。我一开始觉得这两个天才，一个是个人主义，一个是集体主义，两个好像挺极端的，也挺有趣的。但在做的过程里面，我发觉两个是有点殊途同归，个人主义的并没有那么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也并不代表里面没有个人主义。

我们看排球是一个团体运动，但是里面我们选择了这三个年代的教练，包括袁伟民、陈忠和、郎平，其实每个人都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包括每一个球队都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的炮手，非常强的主攻，当年是郎平，现在是朱婷。当然它必须有团队才能完成那个任务，但是它也有相对的个人主义色彩在里面。

那么回来说李娜，她的自传就叫《独自上场》。网球你上场，连跟教练沟通的机会都没有，两个小时就是你一个人。但问题是，你有你的教练、你的团队，也是一个团队的东西。包括李娜要是没有国家的体制改革，她也出不来，她也是体制培养出来的，也有很多集体的东西在里面。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以往的体育电影，你去看过吗？

陈可辛：因为《夺冠》的筹备，看了《沙鸥》，除此之外真的没看过中国体育电影，中国体育电影其实也不多。对我来讲，看《沙鸥》是看那个80年代的状态，《沙鸥》确实就是在五连冠的第一冠之前没多久拍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为什么在中国鲜有导演愿意拍体育电影？

陈可辛：我不太明白。体育电影在全世界来讲，一向都是很好拍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相比以往的体育电影，《夺冠》有哪些不同和突破？

陈可辛：我没看过很多其他的体育电影，也很难说跟别人拍的不一样或者很难说到底有哪些不一样。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在我拍80年代老女排的时候，我们用了素人运动员，对我来讲是一个挺大的突破。

她们每个人都有排球梦，来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她们都自带了一些使命感，也自带了一些信念感，那个感觉是演员带不来的。她们不是来演，她们是来体验她们要是能进中国女排国家队，她们会怎么样生活。

后半部分我们拍国家队时，感觉就更强。国家队她们是演自己，你拍她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偷窥感。我们根据资料，给她们编了台词。她们一拿着台词，就说我不会这么说的，我会这么说这么说，她们自己改成了她们自己会说的话。到实拍的时候，真的感觉好像有点在偷窥她们的生活。

中国新闻周刊：她们自己说出来肯定是更真实的？

陈可辛：也不一定。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谁说了什么，谁有没有说过什么事，你永远求证不了。我们听了很多版本，根据很多人的回忆和我们的想法，整体做了一个我们的剧本。她们来到的时候，她们又改了一个她们自己的版本。

“哪有那么容易找到那个公约数”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近的几部片子，“点”都找得特别准。《中国合伙人》上映时，正好提出“中国梦”，马上后面就是创业浪潮。《亲爱的》那会儿，微博打拐特别热。《夺冠》其实也是这样，中国女排获得了好成绩，它又是大家的集体记忆。好像你总能找到了一个官方提倡，民间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切口？

陈可辛：除了《夺冠》，我是不太同意你讲的那些。《中国合伙人》我们拍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中国梦”这句话的。我记得当时准备完那部戏，我送审的时候，英文片名是American dreams in China，在中国的美国梦，名字还没批下来。后来，我记得就有了“中国梦”这个说法，我还说，“你看在中国的美国梦不就是中国梦吗？”《中国合伙人》我们2012年就拍完了，你可以说上映的时候，正好有中国梦（的语境），但它其实没法说是我能预料到的。

《夺冠》是非常符合现在国情的一个电影，这是无法否认的。但不是每一部戏都那么顺。当你想顺的时候，可能明天又变了。你看《亲爱的》之后，我都5年没上片。《李娜》弄剧本就弄了4年多，其实很难说。

中国新闻周刊：就是说你并没有去有意识的去寻找一个官方认可，民间也会有市场这样的一个公约数？

陈可辛：哪有那么容易找到那个公约数。

中国新闻周刊：你有在找吗？

陈可辛：第一，你拍东西，你还是要自己喜欢的，你找个公约数，你不喜欢也拍不出。拍戏都是需要有人看的，也得过审才能拍，这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老实讲，我是不太懂什么是主旋律。我只知道电影好看还是不好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