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困境”

来源：文汇报

原标题：这些作品大多直接取材于现实事件，通过影像在平面的新闻报道中探寻立体的生活原貌，展示悲剧背后不为人知的心酸和苦楚

日本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困境”

近年来很多日本影视作品将镜头对准在有形无形中面临各种困境的女性，比如备受好评的《坡道上的家》《无人知晓》《小偷家族》和《母亲》等。这些作品大多直接取材于发生于日本的现实事件，通过影像在原本平面的新闻报道中探寻立体的生活原貌，将悲剧背后不为人知的心酸和苦楚展示在大小屏幕上。

生存困境：

一些女性放弃了做母亲的义务，另一些则被剥夺了做母亲的机会

1988年，日本东京都丰岛区发生了一起单身母亲不履行子女抚养义务导致死伤的事件。长子六岁那年犯罪嫌疑人的丈夫离家出走，之后她和后来几名交往对象之间又生下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出生后很快死去）。长子14岁的时候她为重组家庭，除了有限的经济援助和偶尔探视之外，基本上放弃了对孩子的抚养义务。四个未成年孩子在没有家长的家里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都没有出生登记，从而躲过了义务教育的监管。不久两岁的妹妹因为哭闹被长子带到家里的不良少年暴力致死，之后房东发觉异常报警，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母亲从电视上获知消息后自首，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缓期四年执行。

擅长从新闻报道中挖掘生活真相的是枝裕和经过15年的构思、创作把该事件搬上银幕。这部名为《无人知晓》的影片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和其他日本国内外电影奖共计14项。导演没有给母亲定罪，也没有进行道德审判。影片里的母亲看起来很温柔，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像个大姐姐一般。她似乎是个心地单纯、精神上有些不成熟的女人，因为轻信且过于依赖男人，导致多次被骗。后来仅仅是想成个家，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就把孩子抛在了脑后。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19年8月的调查统计显示，2018年度日本全国的儿童咨询所接到近16万起虐童问题咨询案件，较上年增长两万六千多起。自1990年开展此项调查以来，该数据逐年递增。与此同时，涉及虐童题材的影视剧也佳作频出。这些作品和《无人知晓》一样，并非单纯地追究善恶是非，而更多的是在挖掘造成恶果的种种“外因”。围绕“女性困境”这一线索，展开对社会伦理、传统价值观、道德绑架以及小家庭化的探索。

周迅主演的网剧《不完美的她》今年上半年首播，也让很多人关注到了其原版：由松雪泰子、芦田爱菜等主演的11集电视连续剧《母亲》。该剧在日本播出时获得最高13.6%的收视率。《母亲》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铃原奈绪在小学做临时教员的时候“拐走”了一个在家里受虐待的女童道木怜南。怜南被母亲装进垃圾袋扔在外面冻得奄奄一息，奈绪其实是拯救了一个生命。怜南在奈绪的关爱中重拾“母爱”，两个人度过了一段温馨幸福的短暂时光。事情暴露之后，奈绪因“诱拐罪”被带上法庭，怜南的生母也因虐待罪而入狱。奈绪虽然出于救人的动机被判了缓刑，但是她得不到怜南的抚养权，怜南只能被送进福利院。

在福利院表面上看似很快适应了新生活的怜南，趁着夜深人静大家都已入睡的时刻，偷偷到食堂给奈绪打电话，声泪俱下地说“妈妈，再诱拐我一次吧”。芦田爱菜真的无愧天才童星这一盛誉。

与该剧剧情形成镜像的是，东京都目黑区发生过一起五岁幼童被继父与母亲虐待至死的悲惨事件。该事件引起媒体与社会舆论甚至政府的强烈关注，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为此召开了内阁官僚会议。这次事件和《母亲》里描写的状况极为相似，虐童的主凶是继父，亲生母亲因为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没有救助也没有求助，事实上起到了帮凶的作用。

在获得戛纳金棕榈大奖的《小偷家族》中，虐童则作为一个辅助情节出现。阿治和信代是一对情侣，他们寄身于一个没有儿女赡养的非亲非故的老妇人家里（阿治和老人在弹珠房相识），一起生活的还有一个阿治从弹珠房（赌博场所）外停车场的车里诱拐来的男童（父母耽于赌博，把年仅三岁的幼童长时间单独锁在车里）。是枝通过影片展现了身处社会边缘的一类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家庭形态。没有血缘或法律关系的人，非常和谐地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互相体贴关爱。而另一面，小女孩由里却在亲生父母的虐待中忍气吞声，被阿治撞上几次之后，他又自作主张地把由里带回了家。

这个靠偷窃为生的“家庭”仿佛在没有聚光灯的舞台上上演着一出蒙面哑剧，灯光亮起的时候，便是曲终人散的时刻。第一个被推上审判台的就是“母亲”。警察不去追究由里在原生家庭遭受过的虐待，而始终坚持“孩子只有在亲生父母身边才能获得幸福”这一所谓的“真理”。当然，他们的理解并不完全来自社会移植，也包括自身的经验。他们也已为人父母，他们深爱自己的孩子，仅从自身的感情出发，他们也不能理解另一种感情的存在。这种观念与理解的隔阂，就如同他们身后的法律一样，只有“对”“错”之分，不允许第三个答案。

原东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养老孟司有一本畅销著作《傻瓜的围墙》，里面提到：我们看似通过电视和报刊获得了一些新闻，但那里面无疑还存在太多根本让人无从知晓的东西。在被各种媒体新闻包裹起来的现代社会，新闻，在很大意义上变成了一种被消费的商品。大多数人对新闻所持的态度也仅仅停留在满足某种猎奇心理之上，很少有人真正关心其背后存在的“根本让人无从知晓的东西”。

最后信代不得不做出妥协。在被审讯的过程中，经历了世俗道德的“拷问”之后，她终于不得不直面存在于自己和这个社会之间的无法逾越的障碍。因此，才心灰意冷，对来探监的丈夫说：该清醒了，对这孩子来说，我们不行。她的意思是，如果孩子愿意，可以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也就是说回到轨道上的社会，即便残酷，那也是唯一的出路。从前，她就是只想抓住和孩子在一起时的眼前幸福。为此不惜放弃工作，并恶狠狠的用“说出去就杀死你”来要求同事保密。然而，在和女警官的“对峙”中，她被视为“绝对不能原谅的女人”“诱拐犯”。她也知道无论如何解释，自己断然不会被对她来说亦是“另一种女人”的人所理解。她们之间有一堵永远也打不破的玻璃墙。

在生存困境面前，一个选择了放弃做母亲的义务，另一个则被剥夺了做母亲的机会。这就是这些影视作品所折射出的一部分日本女性的生存现实，也是身为母亲的现实。

育儿困境：

一个女人成为母亲之后，很多时候会被强烈的责任感所裹挟

由角田光代同名小说改编的六集电视连续剧《坡道上的家》（森垣侑大导演、柴崎幸、水野美纪主演）则全面剖析了两个母亲在育儿过程中遭遇的精神磨难。其中一个叫安藤水穗的母亲被控把只有八个月龄的婴儿溺死在澡盆里，另一个两岁女童的母亲山咲里沙子恰好被抽选为审判安藤水穗的民间陪审员。专职主妇里沙子在抚养恶魔期女儿方面已经感到相当力不从心，又突然要去承担这样一份消耗时间的义务劳动。丈夫劝她辞退，可她抱着接受挑战、锻炼锻炼的心理答应了。参加庭审的日子就把孩子送到婆婆家，很快，被打乱的生活节奏使一家人都陷入情绪焦虑中。

另一方，在安藤水穗的庭审过程中，安藤的丈夫、婆婆、母亲以及其他相关人员作为证人相继登场，展开了“罗生门”似的证词交锋。安藤则一直面如死灰，除了机械地回答律师提问之外，不做任何辩解。于是，一个爱慕虚荣、母亲失职最后丧心病狂的形象呈现在众人面前。唯独里沙子在这些被他人的观念所制造出来的表象背后仿佛看到一个在育儿过程中孤立无援、心力交瘁的母亲。渐渐地她在潜意识中把自己的经历和安藤重叠起来，而现实生活中的她也正在面对家人的误解和责难。

最后，剧作通过里沙子的思想搏斗，还原了安藤在溺死婴儿之前所面临的精神困境。首先是来自丈夫的，他对孩子的哭闹感到心烦意乱，怪妻子不会照顾孩子，还说为什么奶奶抱的时候就不哭呢。为此他让自己的母亲来帮忙，而他却为了睡个好觉去住商务宾馆。感知到妻子精神上的异常时不是想办法沟通解决，而是跟前女友诉苦、商量。其次，是来自婆婆的。作为育儿方面的过来人，她认为女人一个人带孩子是理所当然的，根本不应该指望男人的协助。在她眼里儿媳的那些苦恼和不满都是矫情。婆婆在法庭上愤慨地说：“抚养孩子不是业余爱好，也不是摆弄布娃娃。男人不会帮你，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是要自己努力解决。辛苦的日子很快就会熬过去，以后就轻松了。什么神经衰弱，都是骗人的。”

的确，丈夫没有家暴也没有出轨，并且为了养家拼命工作。可是因为他有一个全能的母亲和同样正在育儿却得心应手的前女友，相比之下妻子看起来是那么无能。他让自己的母亲来帮忙也是出于好意，然而这正是很多男性极易陷入的误区，他们不知道“妈妈”和“婆婆”是一个女人身上的两种人格。丈夫的前女友也出庭作证了，她说安藤的丈夫真的是非常担心妻子的精神状况才找她商量的。她面向安藤，真诚地说出了一句同为女人同为母亲的忠告“你要坚强啊”！没错，面对谁都无力改变的生活，“坚强”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然而，这真的是可以选择或者取舍的东西吗？其实她和婆婆一样，是在用自己的价值观去绑架他人，当然她们并非出于恶意，而是怀着满满的正义感。

《母亲》里有一句台词说：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和母亲。一个女人无论通过生育还是其他方式成为母亲之后，首先会被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裹挟起来。至于能否成功地完成育儿这项巨大无比的任务，一方面取决于个人性格的强弱、能力的大小，另一方面跟周围家人、社会的合作、援助与理解也是分不开的。人各有异，性格强弱和能力大小是不能选择的。我们不能一味地去要求一个母亲必须坚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人说母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需要考试也没有经过合格认证的职业，的确，成为母亲就和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过程是一样的。“母亲”是伴随着孩子的出生而诞生的，孩子满月母亲也才满月，孩子一岁母亲也才一岁，母亲是和孩子一起成长的。

精神困境：

“我的幸福你做主”的结果，往往是被家人用爱的名义所绑架

《坡道上的家》刻画了两类母亲。一类是正在育儿的母亲，一类是已经育儿毕业的原生家庭的母亲。从年龄上看，里沙子和安藤的母亲都是成长在日本经济高度增长期即泡沫经济时代的人。那是一个满地黄金、人人拜金的时代，她们在年轻时期形成的价值观根深蒂固。到了自己的女儿谈婚论嫁的时候，日本经济已经走向衰落，泡沫经济时代的奢侈消费早已成为过往。她们接受不了自己的女儿在普通酒店张罗“寒碜”的婚礼，说如果不在五星级酒店办婚礼就还不如不办。态度之决绝，言辞之激烈，成为母女关系疏远的诱因。因此，无论安藤还是里沙子在育儿中遇到挫折和烦恼的时候都没有向自己的母亲求助。爱慕虚荣的母亲和决心要勤俭持家女儿成了两个世界的人。

由此也可以对日本近代社会家庭形态越来越趋向“小家庭化”（nuclear family）之后的家庭成员关系略窥一斑。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18年发表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育有不满18岁儿童的小家庭在所有家庭形态中占82.8%的比率。脱离了四世同堂的家庭之后，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摆脱了复杂的人际关系，但同时也造成小家庭内部价值取向的单一化，因为没有第三方的介入和调解，遇到矛盾很容易发展为两个极端。还有一个原因是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稳定，降低了家庭成员相互之间的依赖关系，从而导致关系淡漠。

除此之外，《坡道上的家》还描写了另一种家庭关系，就是“用爱的名义绑架”亲人或爱人，有时候是自己都难以觉察的占有欲给对方造成隐形伤害。儿童咨询所的工作人员经过几次家访和调查之后，发现了在外人眼里纯粹一个“好好先生”的里沙子的丈夫其实在对妻子施加“冷暴力”。里沙子听了她的分析才如梦初醒，她突然明白过来，岂止丈夫，连自己的母亲也是用同样的方式让自己感到窒息的。

最后她这样分析道：丈夫犯得着把妻子逼上绝路吗？我也不明白这一点。我甚至还想过我老公和我妈妈就那么恨我吗？贬低、伤害、控制对方，以求把对方圈在自己身边，有些人只会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爱。为什么我没有发现如此简单的事实呢？原因在于我没有动脑筋思考，我任由别人为我的幸福做主。因为遵照别人的价值观生活无比轻松。

里沙子因为醒悟过来才没有让安藤的悲剧也发生在自己身上，同时也会避免让自己的悲剧发生在女儿身上。她曾经和安藤一样，在家里一个人面对孩子的时候，感觉大家都离自己远去，远到声音都遥不可及，根本连张口求助的机会都没有。没错，对于女人来说，“某种意义上，育儿就是在黑暗中摸索”。

以上列举的几部影视剧在解剖日本女性困境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这不是只有日本女性才面临的问题，《母亲》曾经作为日本电视剧首例被翻拍出土耳其版，名为《Anne》（《哭泣的母亲》），在土耳其国内创下收视率第一的成绩，之后又被35个国家翻拍，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