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这部“花木兰”电影热映，甚至出口到了日本

最近全球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名字，当属花木兰。

迪士尼在动画版二十多年后推出的真人版《花木兰》对此功不可没。不管它在国外的口碑有没有砸掉，相当大一部分国内观众对迪士尼的《花木兰》是不太感冒的。

有人想看历史还原，有人想看女性觉醒，迪士尼用2亿美元为全球观众献上的却是一个奇幻童话。

有人说看到这里以为木兰要变身维密天使

当你开始觉得一个“懂王”说的话莫名其妙的时候，这意味着他/她已经触及了你的专业领域。被福建土楼和祠堂里的红灯笼雷得不轻的中国观众，大抵有相似的感觉：这是哪个平行世界的中国？

仿佛误入某恐怖游戏

我们熟知的花木兰传说，其实也就是《木兰辞》中的短短三百余字。随着这个传说故事代代流传，不断被改编为影视作品，花木兰的形象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被不断重塑。

越是人们熟悉的作品，改编就越为困难，何况迪士尼的《花木兰》（2020）四个编剧里没有一个中国人，能讨到中国观众的欢心真的是个小概率事件。

迪士尼的劲儿怕是真的使错地方了……

其实，中国人也很多次把木兰的传说搬上荧幕。甚至是在国难深重的抗日战争时期，《木兰从军》（1939）的上映依旧引起了全国性的轰动，甚至得以出口日本公映。

对此，我们不禁会感到好奇：这部诞生在特殊时期的《木兰从军》究竟有什么特别的魅力？

01. 诞生于“孤岛”的《木兰从军》

其实，由中国联合影业公司华成制片厂于1939年摄制的《木兰从军》一片，已经是《木兰辞》第三次在中国被搬上荧幕了。

在默片时代，已经分别有天一青年影片公司摄制的《花木兰从军》（李萍倩导演，1927）和《木兰从军》（侯曜导演，1928）。

胡珊在《花木兰从军》（1927）中饰演花木兰，她是胡蝶的堂妹

这两部影片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古装片和侠义片的热潮期间趁热打铁拍摄的。长期以来只存在于民众想象中的女中豪杰，此时虽然姗姗来迟，却英姿飒爽地登上银幕，成为各种女侠中的一员。

《花木兰从军》的拷贝早已失传，但在发给观众看的“电影本事”（故事梗概）中，“花木兰古孝女也”“替父从军”等字样十分醒目。由此可以推测，《花木兰从军》比较忠实地继承了《木兰辞》褒扬孝顺行为的主题。

相比1920年代的《花木兰从军》，1939年版的《木兰从军》中，木兰的女性身份认同被纳入了对国家的认同。木兰从一个赞美儒家学说的形象转变成抗日的象征，同时也身不由己地成为了一种非性别人物。

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女性的身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国族身份

这与《木兰从军》诞生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战争对中国电影事业的打击是巨大的，而从当时的政治形势上来看，制作现代剧也希望渺茫。

制作人张善琨决定拍古装片《木兰从军》，他不用留在上海的电影人，而是千里迢迢从南方请来欧阳予倩和陈云裳，也是审时度势之后的判断。

陈云裳在《木兰从军》（1939）中饰演花木兰

这一时期的后方非沦陷区对“国防电影”的讨论进入白热化，自诩国防电影创始人的张善琨因此也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局面：既要向无法公开倡言抗日的“孤岛”，也要向“孤岛”以外的地区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身处日军占领的包围圈中，政治压力不说，物资也极度匮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运用隐喻手法表达自己的抗战意志，并且在商业上也能够获得成功？面对这个难题，《木兰从军》给出了一种标准答案：把娱乐变成武器，利用政治，促进电影的发行和上映。

1939年 2 月，《木兰从军》在沪光大戏院公映，创下新的票房纪录。

上映时期的电影海报上写着“当今绝无仅有忠烈伟大历史古装巨片”，除演员名字外，张善琨、卜万苍、欧阳予倩等人的名字也出现在海报上。

欧阳予倩的创作意图，即“为宣传抗战，鼓舞人心，应该描写她（木兰）的英雄行为和智慧”，在影片上映后通过媒体的传播而广为人知，同时借古讽今的手法也日益盛行。

02. 上海欢迎、重庆抵制：抗日乎？亲日乎？

解读的方法不同，一部影片会给人带来截然相反的印象，这一点在《木兰从军》上映之后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上海，善意的评价占压倒性多数。据《新华画报》统计，各家报纸、杂志收到的评论稿件多达“三十几篇，八万字”。读这些评论可知，大多数评论者都称赞了这部影片的借古讽今手法。

例如，白华的评论肯定了古装片为“孤岛”的国产电影开辟了一条新道路，并称赞《木兰从军》：

目前，正值敌人悄悄侵入中国电影事业之时，在环境如此严峻的现在，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杀出一条血路，用电影这一武器，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大问题。

……显然，历史片的制作绝不是回避问题。但是，在制作历史片时，我们应该采取的唯一态度是，仅仅把那些充满古代气息的、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原封不动地搬上银幕，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通过作者的正确观点，给古人注入新的生命，以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换言之，原则上只要与历史记述没有太大出入者，即可挑出其有意义的部分加以强调 ；那些没有价值的部分，要么尽可能地删减，要么全部删掉。

署名廉先生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了借古讽今的含义：

花木兰替父从军虽然只是一个民间传说，但在国难当头的今天，把它搬上银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当然，这些评论不免把历史（史实）与民间传说（疑似史实）混为一谈了。但他们的态度也在评论中有清晰的展现：在电影中改写历史是必要的，其目的就是让历史故事符合新时代的需要。

那么欧阳予倩在创作过程中是否有借古讽今的“弦外之音”？无疑是有的。比如电影中木兰回村时，击退了欲对自己图谋不轨的流氓阿飞后，木兰与村里的孩子们一边往家赶，一边唱起童谣。歌词是这样的 ：

太阳一出满天下，

快把功夫练好他。

强盗贼来都不怕，

一齐送他回老家。

这首小童谣中抗日的含义已经非常明显了。一些论述女主人公形象的评论更是对欧阳予倩的创作真实意图有精准的把握：

这个故事能流传到今天，完全是因为“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的花木兰，“从此替爷征”的孝行感动了后来的人。但是，今天出现在银幕上的花木兰，尽管还是一个“孝顺”女儿，但其孝行却产生了一个新的价值，即“精忠报国”。

不管创作者的意图如何，大众媒体针对这部电影生产的大量言论，完善了现代木兰的形象塑造。

但是在重庆，这首童谣却因为另一种解读，引发了一起意想不到的大事件。

在那时的重庆，当然没必要用到借古讽今的手法，大可大大方方号召抗日。因此有一些电影人指责“太阳一出满天下”中的“太阳”一词是指日本的日丸旗，坚持认为这是甘于日本侵略、瓦解民心之作。于是，他们在放映现场发难，焚烧了放映的拷贝。

这则令人震惊的消息迅速传遍上海，张善琨、卜万苍等人慌忙在重庆、香港、上海的各大报纸上刊登文章，澄清事实。

这一时期在桂林艺术馆担任馆长的欧阳予倩解释说，电影插曲是明朝末期的民歌，目的是为了唤起民众的抗日意识。由于作者洗刷了日丸旗嫌疑，后来《木兰从军》总算平安上映了。

欧阳予倩（1889-1962），中国戏剧艺术家

03. 木兰登陆日本，“一个镜头也没剪掉”，认为能引导中国人“爱国”却不“抗日”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华电影”公司开始正式向日本输出中国电影，日本多家电影院开始公映中国影片。

中国电影登陆日本，国族电影所发出的强烈信息必然会随着作品一道进入日本。《木兰从军》是战时出口日本的第二部中国影片。在进入日本前，《木兰从军》一片已经在日本成为热门话题，可以说是一部言论先行的作品。

日本媒体是如何报道这部“抗日电影”的呢？有媒体指出，由于中国媒体的抗日报道，这部影片得以长期放映。但也有媒体认为，《木兰从军》不过是一部历史剧而已，谈不上什么抗日云云。仔细阅读可以发现这些报道不无自相矛盾之处，下面看看其中的两篇 ：

历史剧影片那么多，为什么唯独《木兰从军》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对此存在两种意见。其一认为，如前所述，这部影片的题材属于观众最为熟悉的故事，受欢迎是理所当然的。其二认为，现实的形势与过去的历史极为偶然地处于同一情境，所以得到了观众的支持。如果从后一种观点看，这部电影就是一部抗日影片。不过，这么看问题似乎有点过虑了。

《木兰从军》公映时，评论家们异口同声地称赞这是一部新形式的抗战电影，并得以上映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我认为这部影片谈不上有什么抗日精神。不过是单纯地把历史上的女杰木兰拉过来塑造成一个男装丽人，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历史人物而已。我认为，这部影片博得观众喝彩的最大原因，说到底还是陈云裳展现的魅力、制片人张善琨的“本领”。

尽管这些报道均未打算隐瞒中国对《木兰从军》的报道实情，但作者对抗日一说只是轻描淡写地进行了一番解释，称其为“过虑了”或“谈不上有什么抗日精神”。

或许因为他们不具备解释“孤岛”电影的精髓——借古讽今的能力，所以才相当乐观地看待这个问题。

相比之下，可以左右电影进口的“上海通”们是了解“借古讽今”的，但他们将其视为中国人的自慰和逃避。

比如，在分析“孤岛”电影的制作倾向时，川喜多长政以《木兰从军》为例，认为应该承认这种古装片的爱国思想，他接着说 ：

我们做不到让中国人放弃爱国心，也不应该让他们放弃爱国心。……只是我们应该引导他们，避免他们的爱国心产生抗日这种结果。我们应该让他们认识到，抗日不是爱国，反而是亡国的根源。

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该片进口的有关人员对于影片在上海重庆的影响了如指掌，却依旧决定进口《木兰从军》。

而有意思的是，“借古讽今”也掩盖了制作者的意图和抗日话语，为影片出口日本提供了便利。这部影片在日本军方的电影审查所一个镜头也没有被剪掉，也没有被强行认定为抗战电影。

《木兰从军》在日公映时的杂志广告

不得不说，这种“宽大的审查“与重庆风波形成的对照，很可能会对《木兰从军》的制片方产生影响。这是一种对“孤岛”电影界展开的怀柔工作，同时反其道行之，利用抗日电影对抗非占领区的中国电影。

影片中的抗日寓意也被解读左右，只要改变解读的方法，就能轻而易举地消除抗日信息。

在《木兰从军》输入日本之际，有关人员首先利用“借古”一词的不明确性，成功地把抗日救国改写为语义模糊的爱国。一系列评论文章竞相搬出作品的娱乐性及女演员的魅力，又遮掩了“讽今”。

《木兰从军》在日公映时的杂志广告

通过始终聚光于男装丽人的新奇性及陈云裳，成功地把《木兰从军》再次还原成一个反转性别的故事；同时，加上一种异国趣味的视线，通过突出社会性别游戏和异国情调，就可达到击退抗日话语的目的。

用佐藤春夫的话来说，《木兰从军》在日本博得一片赞誉之声，就是因为这是一部“纯粹童话风格的作品，童话的诗趣与中国趣味这一异国情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

当然，1939年的《木兰从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才登陆日本，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也是值得关注的。

日本偷袭珍珠岛

从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电影界的形势来看，由于这个时期正值极力鼓吹“大东亚电影”之时，《木兰从军》当然也要放在“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语境中进行讨论。

正如川喜多长政在战争爆发前所说的豪言壮语：“日中人民要携起手来，在那里（上海）建设黄色人种的圣林（好莱坞）” 。

就像日本所期待的那样，一旦消抹去话语中的抗日信息，把爱国的民族主义抽象化，就很容易使寓意抵御外来侵略的《木兰从军》变成一个日美战争爆发后为民族性思想服务的文本。

更明确地说，这种话语把作品中本来属于异质的爱国性侧面引入日本主导的合作，纳入抵抗西洋侵略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框架之内，同时让日本的观众将其作为一部摆脱了对美依赖的东洋娱乐作品来观赏。

可以说，直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才迟迟公映的《木兰从军》，虽然娱乐性得到了完美的发挥，但在日本却被重新解读为一部“大东亚电影”中的娱乐作品。至此，日本完成了对《木兰传说》的重新解读。

不同解读下的文艺作品很可能会产生超越创作者意图的内涵。即使是《木兰从军》这样“抗击外敌”的故事，在登陆日本后也被军国主义收编为一部“大东亚电影”。甚至“抗日”之名也可能反被利用为侵略张目。

脱离表层的民族自豪感，再去看《木兰从军》为何在日本大受欢迎，这启示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对军国主义要保持警惕。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89周年。铭记历史是为了珍爱和平、不忘教训。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也是最好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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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丹怡 黄泓

观点资料来源：

北大博雅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