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关乎国运兴衰——电影《八佰》历史背景的法律思考

缪大军　　来源：人民法院报

最近热映的电影《八佰》，取材于淞沪会战当中的四行仓库保卫战。个人以为，观众除了对片中人性和国民性方面进行有益的探讨外，还应当从法治角度进行深入思考。因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法治又是政治的主要构成，与国运息息相关，纵观这场保卫战，从法治与国运关系的视角来看，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反思：

其一是国际法的孱弱，导致国际秩序失衡。从“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到“上海事变”，当时的国联（联合国的前身）对日本帝国主义明火执仗的侵略行径，除了口头上的谴责之外，根本无法对其有效遏制，对日军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在战场上使用生化武器，也没有任何制约手段。类似于孤军营这样的英勇抵抗，最多只能换来国际舆论的口头同情。

由于得不到国际法应有的干预，导致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淞沪会战结束不到两个月，日军乘势攻占南京，随后实施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即使是在南京的国际安全区，中国平民仍然无法幸免于难。

对此，国际社会漠然视之，甚至有的国家仍与日本保持商业贸易，为其提供战备物资，客观上助长了侵略者的行为。孤军在自己国土上向英军缴械，接受所谓的国际调停和保护，最终沦为日军战俘，大多数人在南洋被奴役而死。

强权面前，正义不能伸张，公道无法实现，这就是“弱国无外交”的典型例证。这对我们今后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增强综合国力，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改善国际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二是军法的失范，导致军心涣散。《八佰》所反映的淞沪会战时期，国军败撤之际，蒋介石下令第八十八师留守闸北区作标志性抵抗，因长官贪生怕死，命令被逐级打折，最终兵力由留守一师改为留守一团，实为一营，战后抗令者却无人受罚。

片中的谢晋元系黄埔四期学生，在北伐、剿匪和两次淞沪抗战中，均有殊勋，战功赫赫，直到四行仓库保卫战前，才官至中校团副，但他却无怨无悔慨然受命。殉国后方被追晋少将军衔，而他的有些早已是高级将领的同学，有的畏敌如虎，临阵脱逃，有的屈膝求荣，叛国投敌。“八百壮士”所在的八十八师在此后的南京保卫战中，长官带头抢渡逃跑。整个抗战中投敌的国军将领高达近百人，而战后被追究者寥寥无几，叛将大多仍受重用。

相反，以抗战不力的罪名而被惩处者，要么是国民党内部互相倾轧、被借刀杀人的军阀，如韩复榘之流；要么就是执行错误决策、代人受过的替罪羊，如焦土抗战中因长沙“文夕大火”而被枪决的酆悌等人；要么就是没有靠山的非嫡系将领，如常德保卫战中的“虎贲师长”余程万，有功反被降罪。军法赏罚不明，军人岂肯效命！

其三是国法的废弛，导致政权腐败。民国时期，国民党压制民主，公权私用，贪渎不绝，导致法治秩序混乱，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政权的公信度和国家的号召力。《八佰》中冒死献旗的童子军杨惠敏后来的人生遭遇令人唏嘘。

四行仓库保卫战之后，杨惠敏曾受命前往香港、广州等地执行任务，营救“电影皇后”胡蝶等文化名人，因帮助胡蝶运送的私人物品途中遭劫，军统局长戴笠为了追求胡蝶，滥用职权，罔顾国法，将杨关押，审讯数年未果。直至其死后，杨才得以释放。

此类违法之事，当时并不罕见，比如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东陵盗宝举国震惊，为了逃脱罪责，他用盗来的国宝上下打点，所犯的骇人听闻之罪，本应受到审判，最后也不了了之。

国法不彰，民心何聚？法治崩坏，国力何强？由此可见，国民政府的腐败，是从法治败坏开始的，而法治的败坏，必然导致国家的衰弱，最终在外敌入侵中全面溃败。在纪念胜利、缅怀英烈之时，我们更需要永远铭记历史的教训，而在这些深刻的教训之中，法治不彰必占其一 。

（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