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眼中的“后疫情”中国电影

为期8天的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8月29日落幕，本次电影节以“梦圆·奋进”为主题，举办10场主题论坛，邀请90位业内人士，探讨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及中外电影合作等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其中4位导演，谈谈他们眼中电影在疫情下面临的挑战以及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优势。

“我应该会想拍普通人”

环球时报：这次疫情给你们带来了哪些影响或者创作上的灵感？

陈国辉：今年2月份，我本来计划去墨西哥拍电影，疫情让拍摄工作停了下来。我没有想太多自己的事，更多的是想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我可以弄剧本、构思故事，但是对基层工作人员来说，不开工的话他们就没有工作，所以我急着为他们想办法。

疫情期间我在成都，每天去买菜、带小孩子。过了一段时间后，大家都觉得疫情开始稳定了，我和同事们就开始在网上讨论剧本。有的人还想说要不要把疫情期间发生的故事拍成电影，这些问题我们都讨论过。

如果要拍摄抗疫题材电影，我应该会想拍普通人，尤其是在武汉的普通人，他们的经历对我而言是很难想象的，我觉得整个武汉都很了不起。

唐季礼：很现实的一个影响就是180多天的停顿导致至少300多亿的票房蒸发了。对我个人来讲是很多项目延误，而且我经营着八个电影院十几家餐厅，这些都是重灾区，所以对我个人影响很大。但疫情之下我们也没有停顿，而是冷静地梳理工作。

我们会跟海外的编剧以及北京、上海的编剧进行线上沟通，这次疫情改变了我们平时的工作方法，也让大家更珍惜能够拍戏的机会。虽然疫情也导致许多电影公司倒闭，但我认为能够挺过这次疫情、能够留下来的电影人未来一定会做得更好。

岩井俊二：我拍摄了以新冠疫情为题材的一部新电影。

陈思诚：这8个月我并没有停止文本上的创作，而且还拍摄了《我和我的家乡》中的一个短片，所以并没有觉得疫情对我个人产生太多影响，除了《唐探3》的放映日期延后。

疫情对电影本体是有伤害的，但并非是无法挽回的那种伤害。这次疫情也让我们意识到未来要去做更具电影感、更具工业化属性、视听感受更强烈、更具社会探讨度和热议度的电影。

“我们国家的故事肯定可以打动全世界”

环球时报：如何看待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电影？对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又有哪些期望？

陈国辉：现在全球疫情依然严峻，我国电影市场能够在七夕档收获 5亿票房，我们电影圈子里的人还是挺激动的，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电影市场还是非常厉害的。

我希望可以拍更多本土故事，希望可以有更多故事走出去。美国电影可以走出去，中国的电影也可以走出去。但要一步一步来，因为我们电影市场历史相对较短。但我觉得今后中国的电影市场会涌现出更多的人才甚至天才。接下来，我们国家的故事肯定可以打动全世界。

陈思诚：拿美国来说，几大电影公司太尊重所谓商业规则，很难在类型片方面做出拓展，不停在一种模式里重复，我认为他们在创作方面已经趋于一种相对饱和的状态。

我认为国产片在内容创作上有一片蓝海，中国的电影观众更容易接受我们文化上的东西，也更愿看国产电影，所以我认为给予我们电影人的这个机遇是很好的。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优势就是我们的观众，因为中国电影观众有高包容度，愿意接受多类型的电影。

岩井俊二：中国电影要走出国门，做出有高影响力的电影是关键。

“电影也要生存”

环球时报：如何看待线上放映替代院线的趋势？

陈国辉：我觉得线上视频媒体、流媒体等并不是不好的东西，人肯定要进步的。我的第一部电影是用胶片拍的，之后从胶片转到数码，其间我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和挣扎。

当然，从手机或者电视机上观看电影作品，跟在电影院这种全黑的、旁边也没有人讲话的环境相比，的确是要方便一些。对我而言，我还是想拍院线电影，但如果要拍网剧，我也明白应该怎么去创作。

陈思诚：线上播放和院线放映两者都有存在的意义。我们作为创作者一定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最好地让观众感知。我并非拒绝流媒体，因为我也拍过剧，但流媒体的内容我可能会遵循流媒体的规则，电影则会按照电影该有的思路做。

唐季礼：（线上放映）对网络平台上肯定是好事，对电影院不太好。但疫情导致院线停顿的时间太长了，电影也要生存，需要一个出口。疫情是暂时的，而我们的电影院线培育了这么多年，一直有非常好的市场。

岩井俊二：受疫情影响，我们需要远程拍摄和线上放映，这些都需要新技术的协同配合，有了新技术的配合才能开展工作。是否取得改变或者创新，这个不敢断言。

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