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龙：可看性与正能量缺一不可

郑晓龙，1952生于北京，导演、编剧、出品人。执导《北京人在纽约》《刮痧》《金婚》《甄嬛传》《芈月传》《急诊科医生》等电视剧。曾获飞天奖、金鹰奖、白玉兰奖最佳导演奖。

印象

电视剧行业的拓荒者

作品永远在风口浪尖

著名导演郑晓龙最近热点频频。第26届上海电视节日前开幕，继2004年、2009年后，他第三次出任白玉兰奖电视剧评委会主席。此前他曾四度获得白玉兰奖最佳导演提名，其中在2008年、2012年分别凭《金婚》《甄嬛传》获得白玉兰奖最佳导演奖。

首播于三年前、郑晓龙执导的电视剧《急诊科医生》，在2020年从冬天一直被谈论到夏天，半年内累计超3.5亿播放量，被疫情扰乱生活的人们不约而同重温，从中找寻慰藉心灵的片段。同样出自他手，2011年的收视冠军《甄嬛传》，在“B站”又掀起了新一轮解读热潮，年轻人为这部剧剪辑制作了1.9万余条视频，总点击量过4.5亿次。由此可见，郑晓龙的许多作品有两个“不限定”──喜爱的观众年龄不限定，看了又看的时间点不限定。

有人说，郑晓龙是中国电视剧行业的第一批拓荒者，也是电视剧发展的见证者，张国立曾对他感慨:“你总能踩在点儿上。”言下之意，从国内第一部长篇室内剧《渴望》、第一部情景喜剧《编辑部的故事》、第一部境外拍摄剧集《北京人在纽约》，一直到引起轰动效应的《甄嬛传》，郑晓龙的作品几乎在每一个时代，都能占据收视热点。看似巧合，其实也恰恰说明了郑晓龙对艺术的敏感度和掌控能力。

同样是在2020年，由郑晓龙任总导演、李晓明任总编辑，反映“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事迹的重大现实题材电视剧《功勋》已进入创作阶段，计划于2021年7月播出，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功勋》通过“国家叙事、时代表达”的艺术手法，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的叙事，讲述获得“共和国勋章”的八位功勋人物──于敏、申纪兰、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的故事，呈现他们忠诚、执著、朴实的品格和矢志不渝、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模范精神。郑晓龙还担任了《屠呦呦》单元的导演，其他单元的导演分别为沈严、林楠、杨文军、毛卫宁、康洪雷、阎建钢、杨阳。郑晓龙表示:“对于《功勋》，主创成员已有共识，不刻意拔高，忠实地塑造人物，把他们何以成为功勋人物、何以被国家授予至高荣誉的故事讲好，把这个重大题材拍好，一定要让老百姓看得进去、看得喜欢。”这也是他一贯坚持的方法。

把电视剧拍得更好

价值观端正，老百姓爱看

记者: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被称为“风向标”，作为本届评委会主席，您怎么看待这个奖的价值，今年有哪些新意?

郑晓龙:这是一种双向确认，人们从“白玉兰”的选项里确认中国电视剧更好的模样，而最终获得“白玉兰”品质认证的好剧，又贴合了观众的想象和喜好。我觉得“白玉兰”的关键词就是，老百姓爱看，价值观端正，人物的刻画真实而准确。

记者:您的电视剧曾参加过无数次评奖，您怎么看待评奖这件事?

郑晓龙:奖项从来不是创作的唯一追求，广大观众的认可、经得起时间的沉淀，这对创作者来说可能更重要。不是获奖就是好作品，也不是什么高收视就绝对是好作品。大浪淘沙，历史留下来的才是好作品。历史会淘汰一些烂东西，十年后论成败，经得起反复重播的才是精品。

记者:当下重大现实、重大革命、重大历史题材已成为电视剧创作的主流，您也担任了《功勋》一剧的总导演，您觉得这类题材怎么才能拍得更好看，更吸引人?

郑晓龙:《功勋》是一部讴歌共和国功勋人物的献礼作品，英雄、功勋、楷模，绝非“不食人间烟火”，他们就在人群之中，年复一年地奋斗着，只是当我们回过头去凝视来时路，才发现他们完成了了不起的事，历史选择了他们，他们没有辜负历史。今天人们对英雄的认知比以前更宽泛了，比如英雄不仅是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中的人物，也可以是默默耕耘的人，他们在时代和人民需要之时做出了凡者不凡的事。我依然相信，把英雄当成真正的“人”来拍，是奏效的。英雄也是普通人，他们和所有平凡人一样，有着生而为人的普遍情感，但他们身上也有着能成就功勋事业的特质，比如坚韧不拔的精神、敢于迎难而上的勇气，这是人类共同向往的崇高精神。

记者:具体操作起来有哪些好方法?

郑晓龙:找准选题、讲好故事、推出精品，力争拍出史诗般的作品。采访、调研、创作、拍摄，所有的各个环节，都要去粗取精、反复打磨，深入人物的家庭、工作场景，进行深入采访，还原真实、饱满的人物形象，做到可看性与正能量的统一。我们不追求把每个功勋人物写成长篇传记，而是截取他们人生最华彩的一部分，做到主题突出、结构精致、人物性格鲜明、情节紧凑，既追求分组故事风格各异，又要实现整体的统一融合，让广大观众看得懂、看得进、喜欢看。

大浪淘沙后留下的经典

无不具备现实主义基因

记者:张国立曾经评价您总能踩在点儿上，几十年来您参与的电视剧大多能获得成功，是点儿踩得准吗?

郑晓龙:其实无关踩点儿准不准，这是现实主义态度在创作上的成功。现实主义与现实题材不能画等号。穿着时髦的衣服，穿梭于都市，只能表明剧是现实题材，但有的现实题材难免悬浮，或把职场拍成了爱情剧，或把生活拍成了偶像剧。在我看来，现实主义代表了一种对生活、对世界的认知态度，而这个态度是客观、真实的。所以，现实题材未必具备现实主义态度，而现实主义创作可以不局限于现实题材。中国古典名著，但凡能称精品的，其作者几乎都秉承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有真实而客观的描述，能诚实地面对那个时代的现实、那个时代人的特性，也因此能为后世提供认知的价值。拿《红楼梦》来说，它被喻为“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虽说曹雪芹并不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但他客观真实地描写了大观园里那些人的故事，作品就能成为镜鉴，后人就能看到他以现实主义态度勾勒出的人物形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的百态，也因此它成为精品，成为文艺的丰碑。《甄嬛传》虽是古装剧，但我也是按现实主义的态度去拍的。甄嬛的一生是对封建帝王社会落后的等级制度、婚姻制度的批判，是饱含悲剧意味的一生，是在华服之下被人性枷锁困住的悲惨生活。

记者:影视和文学一样，经历了现代派，后现代主义等潮流，如今看现实主义也没有过时。

郑晓龙:现实主义的永恒魅力，在于时代之真与人性之实的顺利会师，越符合人性的真实，越会有人感同身受，因为文艺作品中那些光明的、晦暗的、游移的人性表现，跟生活何其一致，跟我们从过去到现在、再去往未来，也都是共通的。从荷马史诗到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托尔斯泰、狄更斯的作品，无不是大浪淘沙后被历史留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精品。纵然隔着时间、空间，都能够经得起考验，被一代代世界人民认可、传扬，因为这些经典中无不具备现实主义的基因。

记者: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一是创作难度比较大，二是内容不太好把握，所以可能这些年电视剧中现实主义题材的精品不多。

郑晓龙:中国大变革几十年，题材最丰富，只要你关注老百姓，就不会缺题材。我们这些影视作品的编剧、导演，是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人，不可以只为挣钱养家糊口，我们是在创造精神产品，就应该有价值观方面的要求，就应该有正确的历史观。拍戏要按生活逻辑而不是戏剧逻辑，和老百姓结合紧密的作品不会过时，脱离才会过时，观众也会选择有正确价值观，或者说有营养的作品。

医疗剧与现实密切相关

让观众对医护人员肃然起敬

记者:疫情突如其来，有网友翻出了《急诊科医生》重看，有很多感触。

郑晓龙:医疗剧与现实密切相关，让观众看见医生护士真实的生活，更看见他们无悔的付出，其价值正在于此。我其实很喜欢医疗剧，2001年就拍了《永不放弃》，播出后得了飞天奖。医护人员是个神圣的、值得所有人肃然起敬的职业，医院则是见证人类生命中重要节点的场所。用医疗剧反映人在生老病死面前的态度，同时为医护人员写传，对于电视剧的创作者来说，不失为幸福的使命，因为电视剧首先是一门承载价值观的艺术样式，是能传递真善美、滋养人心的，其次才是面向市场的文化产品。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就提出，电视是大众媒体，是走进千家万户的，所以电视剧不为某一群人专属定制，而是为最广大老百姓服务，不问年龄性别、不论知识水平。从普通人的视角观察，从平凡人的情感需要切入，你的故事越能观照普遍的生活，就会被更多的观众接受。

记者:拍摄时您怎么教演员演戏?

郑晓龙:主要是看他适合不适合，教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适合。我觉得演员演自己比较容易，所以你给他一个跟他本人相像的角色，他能够得着的角色，特别重要。一个演员不是什么角色都能演的。所以要选演员，后期教那是工作的一部分，但如果前面没做好，后期就特别费劲。

记者:您从中国电视剧的起步阶段一直做到现在，您觉得最近这些年这个行业有哪些变化，前景如何?

郑晓龙:现在我们有快速反映当下、记录时代精神的时代报告剧，也有在沉淀一段时间后、努力以更深刻更艺术的手法来表现时代的作品。我们有长篇电视连续剧，也陆续展开了中短篇、单元剧的创作，甚至包括网剧在内，电视剧从业者以他们对历史、对现实、对生活的客观认知，在认认真真地为观众讲故事。随着时代变迁，中国电视剧的观演关系进入到良性阶段，观众的审美愈发接近生活的本真，中国电视剧的创作也步入了梯次更为丰富、表达形式更为多元的发展轨道。

“爆款”制造者郑晓龙

三十年前拍电视剧不挣钱

但传播真善美，社会效益惊人

我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在北京的部队大院长大，后来当过兵。1982年，我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做编辑，那是中国第一家专业影视制作公司，当时叫差额拨款单位，国家每年拨款400万元，但全体人员的工资需要700万元，所以要靠拍电视剧挣钱发工资。那时中国电视剧刚刚起步，飞天奖设立了一个丰收奖，凡是年产量12集以上的电视台，就可以得奖，因为那时中国的电视剧绝大多数都是一两集的单本剧。

1984年，我担任主管生产的中心副主任，组织拍摄《四世同堂》，28集，是中国第一部长篇连续剧。此前老舍先生为人熟知的作品是《茶馆》《骆驼祥子》，电视剧播出后，这部小说成了老舍先生影响最大的作品。

那时拍电视剧也没有赚钱的概念，电视台虽然有广告了，但依旧缺钱，各台之间互换节目有一个交换价，每分钟大约十几块钱，这笔费用有时会分给我们制作公司一部分，但远远不够成本，如果想继续生产，就得向上级打报告要钱，很困难。

有了第一部连续剧，又想做第一部室内剧，因为大伙知道这个成本低。1988年，我跟陈昌本、郑万隆、王朔、李小明，在蓟门饭店吃着饺子，聊出了一位集多种传统美德于一身的中国女性的故事，起了个名字，叫《渴望》。拍《渴望》花了102万元，一共卖了50多万元，连本儿都没回来。可是社会效益惊人，用万人空巷形容毫不为过。1990年底在《渴望》的座谈会上，专家评价说，这部剧找到了人民的审美理想，观众喜欢《渴望》，其实是在呼唤生活中的善良、真挚和温情。

《渴望》之后，我手头有两个戏，《皇城根儿》和《编辑部的故事》。《皇城根儿》与《渴望》有些类似，我提出先拍《编辑部的故事》，因为一起玩儿的这群人大部分是作家，对编辑这个职业比较熟。我有一点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想到了，但没有平台，我想的能实现，因为我主管生产。我们大家在宾馆开会，设置角色，牛大姐、李冬宝、戈玲、刘书友、于得利、老陈，列出几十个话题，分头去写。又选定了葛优，他那时刚拍完《顽主》。这部电视剧的收视没有《渴望》高，但是重播率却高于后者。姜文看了之后说:“电视剧还能这么拍?”要跟我合作，于是有了《北京人在纽约》。

1993年拍《北京人在纽约》，投资150万美元，到美国实景拍摄。这部戏央视以五分钟贴片广告买断了国内版权和海外版权，在此之前都是给稿费，给个几十万元算便宜你了。我们和央视共用版权，当时谈的是十年，按刊例价，正好是我们投资的150万美元。

创作《金婚》时，每集要找出一个话题，开头、结尾、矛盾、冲突、起承转合，争取把婚姻问题一网打尽，而且主人公不能离婚，离婚再复婚就不算金婚了。编剧王宛平经常写不下去，就召集十几个人一起开会，每人贡献自己的生活体验。《金婚》在大连的单集收视率达到了28%，在北京播第42集时超过20%，一般超过10%就算热播剧了，最终成为2007年电视剧收视的冠军。

当年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时，大家挂在嘴边的有一句话──电视剧人是“松土”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人性的复杂是生命的真相，一部电视剧未必能撼动人、改变社会，但我们可以传播人性中的故事，让观众对社会、对人性有更充分的认知。在了解之上，更好地建设社会、温暖人间，最终达到传播真善美的使命，起到“松土”的作用。现在这样的话依然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