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剧《在一起》幕后揭秘：中国影视界的集体攻坚战

一走廊的尸体，护士脸上的勒痕，物资短缺下的水桶面罩……8月6日，抗疫剧《在一起》发布了9个单元故事的片花。富有冲击力的镜头和高昂的配乐混合在一起，许多人泪目了。

大约5个月前，抗疫剧《在一起》项目正式启动。虽然当时新冠疫情的防控不断传出好消息，但大众的情绪依然处在自危和紧张之中。《在一起》的官宣，无疑刺激了他们敏感的神经，一时间争论四起。
为什么不拍纪录片？是不是又要一味唱赞歌？疫情还没过去不能再等等？每个问题都在质疑官方拍剧的目的和最终的成果。
5个月后，《在一起》官方释出了9段故事的片花。大家终于看到了这个项目的些许态度和面目。无数真实感人的镜头，将人瞬间拉回疫情肆虐的冬季。

目前，《在一起》已经完成了初步的拍摄工作，预计在国庆前后上线。10个故事呈现了不同的类型剧风格，《搜索24小时》像悬疑片，《同行》有公路片质感，《口罩》更有市井生活气。但共同的特点是都有极强的纪实感，不少演员都素颜上阵。
回顾整部剧的制作历程，2月份筹备，10月份上线，7个多月的时间统筹10个故事，还要协调无数剧组人员和相关部门，这其中的曲折困难可想而知。

娱乐资本论独家采访了《在一起》的制片人孙昊，以及《摆渡人》单元的编剧高璇、《方舱》单元的编剧六六和《武汉人》单元的导演杨阳，试图还原这部被称为“中国影视界集体大行动”的抗疫剧的诞生历程。

筹备：

拍单元剧、写小人物、不一味唱赞歌

2月16日，现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司长的高长力刚刚上任三天，就萌发了做一部剧来记录疫情的想法，他找到了时任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现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高韵斐，准备启动后来的《在一起》。高韵斐在上海电视节论坛演讲时，特意提到了“创作的紧迫性”，希望剧集能够在今年10月播出。从广电总局和上海广播电视台手中接下任务的，是此前在现实主义题材剧中多有建树的耀客传媒。

但按照传统长剧集的生产流程，即便是20集的剧本，也需要好几个月的打磨，再加上拍摄周期，时间根本不够用。于是制片方想到了由七个短片组成的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
“我们觉得挺适合这个任务的，就向总局和上海广播电视台提出了单元剧的想法，每个单元两集，聚焦一个特殊群体，讲一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在得到领导首肯之后，制片团队开始具体策划。
总的来说，《在一起》的创作原则遵循三点：真实还原、写小人物、不一味唱赞歌。
电视剧司司长高长力是纪录片出身，“真实”是他对电视剧的基本要求。现任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陈雨人也在一次采访中，说到自己在SMG分管纪录片工作，非常能够理解高长力所提的“时代报告剧”的概念。《在一起》从主管单位到制作团队都将“真实”作为底线，统一纪实风格，贯彻“时代报告剧”的理念。
于是在兼顾行业覆盖面的基础上，片方选择了最有代表性的新闻人物或者群体。比如，第一个单元《生命的拐点》就是展现武汉当地医生的事迹，而《救护者》单元则讲述的是援鄂医疗队的故事。

《救护者》单元预告截图

当时网络传言会有钟南山的故事，并且由陈道明来演，片方很快出面辟谣。孙昊对娱乐资本论解释，“我们在和总局以及上海广播电视台沟通时，共识就是要写小人物的故事，钟南山院士贡献非常大，但我们选的还是普通人和群体。”
总策划案上交之后，广电总局和上海电视台选定了9个故事，并返回了一个意见，希望加入“武汉人”这个单元。虽然片方上报的故事反映了各行各业去救援的人，但疫情当中真正承担最大压力的武汉当地居民也需要被看见。
10个故事就这样定了下来，片方开始组建班底，邀请编剧、导演和演员。据娱乐资本论了解，片方在选择编剧时，会优先考虑合作过的编剧。没有合作过的编剧，则会希望是一线编剧，并以创作现实主义题材见长。

但《在一起》是一部任务剧，不只观众会有诸多猜测，编剧也有些迟疑。“有的编剧老师可能会担心，这个会不会太主旋律了。但我们都会跟编剧强调，这不是一味唱赞歌。”孙昊说。
六六起初不太愿意接这个项目，“当时我在新加坡，接了就要举家飞回来。”并且按照六六一贯的创作原则，她从不写没有亲身感受和观察的故事。为了邀请她加入，制片方答应了她亲自前往武汉实地调研的要求。
相比之下，《摆渡人》单元编剧高璇的邀约更加顺利。“我其实一直在关注疫情的状况，也一早对外卖员、快递员这个群体产生了关注。即使没有接下《在一起》，疫情下孤独行驶在武汉封城里、维系着这座城市生活的外卖小哥，也是我们自己想写的故事。”高璇说。
双方一拍即合。导演方面，沈严感动于《摆渡人》的小人物视角和真实质感，很想加入。但接到邀约时，他执导的另一部戏即将在上海开机，如果去武汉拍摄，返回上海必须隔离十四天，势必耽误这部戏的开机。正当他为档期发愁之际，《摆渡人》在各方协调之下拍摄地被定在上海，沈严导演顺利加入。

于是《摆渡人》成为最早定稿、最早拍摄、最早完工的剧组，片方也相继定下了10个故事的主创团队。最后，为了保证故事的统一性，十个故事共用了一个剪辑师进行剪辑，并且配乐也是一个人来制作。
留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生命的拐点》单元中出现了另一个单元《摆渡人》的主角雷佳音。这也是主创团队有意为之。“我们在某些单元的剧情上进行了勾连，希望有一个更加整体的呈现。”
《在一起》从高长力的一个想法，到一整部剧的成品即将上线，将其称为“中国影视界的一场大集合”确实不为过。整体操盘不易，单个项目的创作和拍摄过程同样各有各的困难。

创作：

线上开会、真实记录、不刻意追求冲突

编剧六六面临的难题是，自己是个实操派，必须要亲身体验才能动笔写。但在三月疫情尚未完全控制时来武汉，必然要面临一定的风险和诸多不便。
起初，六六只是打算先看看再决定写不写。但在武汉待了几天后，六六的感触越来越深。穿起来让人窒息的防护服、拖着几十公斤氧气瓶走的护士、在凝重氛围下举重若轻的方舱医院医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感触越来越深。20天后，她离开武汉，开始创作第一版剧本。

手握海量素材，到底哪些适合放在剧本里呢？六六的标准是，通过采访得来的、能沉淀下来反复回味的素材，“不需要编撰，真实的画面会一直在脑海里盘旋。”只花了一周时间，她就拿出了两集剧本。
同样搜集了大量素材、觉得不需要编撰的还有编剧高璇。每件事都是真实的，来自新闻报道、来自一线外卖员的微博，都是生活中平凡的点滴。”早在接到这一项目前，关于外卖员的许多纪实报道就已经刻在她脑海里了。在她看来，这种无须编造的创作才是最符合创作规律的。
在接到《在一起》的创作任务后，编剧高璇和任宝茹对武汉外卖员进行了深入采访。疫情期间，不少武汉外卖员都坚持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封城见闻：有在家带孩子的妈妈让他们帮买体温计，有在医院加班的医务人员请外卖员送餐，更多的是禁足在家的普通人请他们帮买蔬菜。
最终，高璇把这些外卖快递员“捏”成了一个人——《摆渡人》中由雷佳音饰演的外卖小哥辜勇。“他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外卖小哥，只能给别人带来一点点微乎其微的帮助，比如送去一顿饭、带去一个口罩、一瓶酒精，仅此而已。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最平凡的英雄。”高璇说。

《摆渡人》单元预告截图

传统的电视剧创作追求戏剧冲突，但《摆渡人》也选取了很多平实动人的生活细微动人点。这些不构成极致戏剧冲突的细节，同样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
高璇至今还记得一个真实的细节：一个外卖员去送外卖，在空荡荡的武汉街道上，他远远看见一对老夫妻互相搀扶着过马路。老夫妻看见外卖小哥十分惊讶，隔着很远问他：“现在还有外卖送吗？”小哥回答：“有！一直有！”得到肯定答复后，两位老人很开心，仿佛生活有了依靠。高璇把这个真实的生活细节写进了《摆渡人》里。
主创团队中和武汉最有缘的当属杨阳。原本今年1月她要来武汉，为拍摄另一部戏收集素材。但因为疫情，最终她改道去了其他城市，采访其他和这部戏的故事有关的人。
转眼到了2月下旬，制片方打电话请她加入《在一起》这个项目。由于武汉疫情依然严重，《武汉人》单元最终选定在天津拍摄。杨阳和编剧周萌、王莹菲只能线上连线采访武汉的社区工作者。筹备期间，几乎每次创作会都是在线上开的。10个单元三十多人一起在群里互通信息、汇报进度。
为了营造真实感，《武汉人》剧组没有用棚拍，也没有用三脚架，全程采用手持镜头。“要有那种不稳定的呼吸感。”杨阳说。演员刘敏涛把武汉方言录下来，每天学习。买菜、遛狗、买药……正是这些鸡零狗碎的琐事构成了《武汉人》。

《武汉人》单元预告截图

拍摄：

协拍部门多、演员档期紧、反季节拍摄

10个单元中，除《决战火神山》单元刚开拍外，其他9个单元都已经进入后期阶段。
开机晚的原因是《决战火神山》的内容涉及到部队，不仅剧本需要部队协审，拍摄时也需要部队来协调。《在一起》制片人孙昊告诉娱乐资本论，拍摄过程中主要面临的困难有三：一是需要协调的部门众多，二是演员档期难以协调，三是反季节拍摄。
以3月8日协调编剧六六去武汉为例。为了保障六六能去武汉，制片组协调了国家卫健委，上海市宣传部，湖北广电局等多个部门。最后上海抗疫指挥部和武汉抗疫指挥部加入，多方合力终于促成了六六的武汉之行。
还有医疗器材的协调。10个剧组分散在全国各地，有的剧组拍的是实景，如《生命的拐点》中的医院，有的囿于拍摄条件只能搭景，比如在象山开机的《救护者》。不仅病区需要搭建，还需要通过国家卫健委联系生产医疗器械的厂家，从全国各地运送至象山。
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宋炯明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为了力求极致的场景还原，《救护者》单元中的ICU病房全部在浙江象山搭建而成，我们还邀请七名一线医护人员，全程在现场参与指导并且参演，把有限的成本放在制作上。”

《救护者》单元预告截图

演员档期方面，《摆渡人》4月初开机，当时演员大部分还没有复工，雷佳音刚好在上海拍《极限挑战》，接到邀约时，没有犹豫就加入了《在一起》剧组。不过早开机也有早开机的难处，当时疫情依然严重，即使是在疫情控制得较好的上海，场景选择也处处受限制。
等到了六七月份，大戏相继开机，再敲演员就很难了。大家都只能超时工作。以杨阳执导的《武汉人》为例。剧组7月初开拍，最长的一次连拍了22个小时。“是拍那场大半夜冒雨搬菜的戏，贾乃亮搬菜差点把腰闪了，刘敏涛这么瘦还要拿那么大一包土豆。”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6月北京新发地疫情再次暴发，虽然剧组提前在天津找的景都被枪毙了，但演员们刚好不在北京，没被隔离。于是，剧组又临时在天津重新找景，总算找到了一个不排斥北京人来拍戏的社区。
反季节拍摄是大部分剧组都会遇到的问题。烈日下穿羽绒服是常态，防护服又热又不透气，但为了节省时间，许多演员休息时也不脱。为了掩盖七月的骄阳似火，《武汉人》剧组把大部分外景都改成了夜戏。为了还原一二月份武汉阴雨连绵的天气，洒水车要随时洒水，有的地方洒水车进不去，剧组索性就拿脸盆泼水。

《武汉人》单元预告截图

有时，剧组会接到社区居民的“投诉”。7月份正是今年学生备战高考的关键时期，剧组又常常拍大夜戏，难免会弄出声响。为了降低分贝，剧组把开拍时喊的“action”等都改成了手势，在黑夜里努力辨认对方的肢体语言。

《武汉人》杀青后不到一个月，杨阳为了筹备另一部戏，真的去了趟武汉。打车从机场到酒店，她一路经过长江大桥、黄鹤楼……路过许多她在《武汉人》里提到的武汉地标。她认真地看着这些景，好像来过这里很多次。
来到下榻的酒店，躺在床上，杨阳感慨万分。1月份因为疫情，她没来武汉，但见了许多接触过武汉人的专家学者。春节期间，杨阳的母亲突然咳嗽发烧，她赶紧带着母亲去协和医院，排了4个小时的队也没排上，“那时我特别担心，害怕是我中招了传染给她。”
直到现在，当她真实地躺在武汉宾馆的床上时，突然有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过去半年的经历像电影一样在她脑海中一一闪现。武汉人的故事也是我和很多人的故事，他们所经历的，也是我们很多人的经历。”杨阳说。
这或许也正是大家争相参与《在一起》项目的原因。不是因为任务，也不是为了唱赞歌，只是想留下这段中国人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