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战狼2》出品人吕建民：军事电影要做到极致

本报记者 李昆昆 李正豪 北京报道

7月20日各地影院陆续复工以来，不少国产电影再次进入大众视线，其中就有2017年的现象级影片《战狼2》。该片曾打破多项纪录，此次疫情发生后，作为首批国产复映片在近期开启了公映。

吕建民是《战狼2》的出品人，也是春秋时代影业董事长，他曾做过广告公司和房地产，经历过一夜破产的低谷，后又北上做电影。吕建民与吴京相识多年，俩人脾性相投，说话直接，都是军事迷，投资出品了吴京自导自演的《战狼》《战狼2》，以及《空天猎》等多部影片，并凭借《战狼》获得第20届华鼎奖最佳电影制片人奖。

近日，吕建民接受了《中国经营报》记者的专访，谈及了关于疫情过后的电影行业发展、军事电影制作以及商业与艺术等诸多话题。

特别是谈到拍军事影片时，吕建民多次用到“极致”这个词，就像对《战狼2》的观感，记者能感受到一个福建人骨子里的拼劲和赌性。在艺术和商业之间，吕建民也在不断做出平衡和取舍，他希望未来春秋时代在探索不同类型片的同时，能够把军事影片做到极致，这是他所擅长的。而且他认为，越是在战争这种极致环境下的叙事，越有更多展现人性的空间。

关于复映

《中国经营报》：这次《战狼2》复映，院线方面是怎么和片方沟通的，你们对这次复映抱着怎样一个心态？

吕建民：当时是电影局的领导和吴京所在的登峰国际文化公司协商，看愿不愿意把一些经典影片复映。然后吴京征求我们意见问做不做，我说做，当然做。我们片方觉得产业链上、下游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所以这次影片的复映，我们就不分票房了，等于是对院线的一种支持。

基本上现在你看到一些经典影片的复映，我觉得同行应该都没有分账，都愿意把影片贡献出来，反正《战狼2》是没有分账。至于排片，就看市场反馈。

《中国经营报》：在排片和选片方面，院线是怎么考虑的？

吕建民：因为疫情的问题，有的影城还没有做好准备，包括在房租、水电、消毒、装新系统方面，他们也需要时间，所以排场不是特别多。20号第一天上映的时候，我看排场就一万场，21号就两万多场了，这个是逐渐恢复的。

再加上现在上座率都有控制，所以很多新的、体量大的影片肯定不在这个档期上，没有内容，光院线开了也没有太大意义，所以就逐步恢复。

《中国经营报》：前段时间，不少人因为疫情在唱衰影视圈，你怎么看？

吕建民：我觉得应该客观来看。疫情发生的时候，刚开始我有些悲观，但这不是你能控制的，至少也有好的一面。前些年因为资本的流入，导致行业产生大跃进式发展，一年一千多部电影产量，还有买票房、买排场这些搅局行为。当资本退潮后，就可以看到谁在裸泳，大家有了更公平的环境，可以拿作品说话。中国电影不是院线终端的问题，是内容的问题。内容为王，未来逐渐就会展现出来，这是真理。

《中国经营报》：最近院线恢复后，又有很多声音说影视圈复苏了，比如横店已经有100多个剧组开工了。

吕建民：我们对行业快速恢复有信心。9月份我们有两部电影开机，一部剧开机。我觉得这次北京控制得很迅速，因为有经验了。不像武汉刚开始暴发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怎么处理，现在形成了一套机制。我们也会关注未来疫情的态势，只要迅速处理，对生产多少有点影响，但不是致命的。

关于《战狼2》

《中国经营报》：《战狼2》这部电影我看了两遍，不管是吴京在戏上的表演，或是为了拍戏抵押房子，我可以用“狠”这个字来形容吗？

吕建民：吴京是练武的人，能吃苦。

《中国经营报》：你俩是怎么认识的，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拍军事片？

吕建民：当年是一个香港的朋友介绍，喝酒认识的，觉得脾气相投，都是性情中人，就开始接触了。原来他跟我说，“我属虎，你属蛇，龙虎斗，咱俩不得斗死啊？”我说“我不跟你斗”，你看也没有斗过吧。

吴京练过武，我也打小就想当兵，大家都比较喜欢军事，又有好多军人朋友，所以就商量着拍个军事题材影片。后来吴京直接到军队训练去了，去了解军队、军人，所以就有了这样的议题。其实也挺简单，没那么复杂。

慢慢地花了很长时间，最后《战狼1》终于成型了，当时大家都不看好主旋律片子，《战狼1》一共5.46亿元票房，说明还有人持质疑态度，但也有很多人觉得片子不错，就顺着劲儿，把《战狼2》拍了，结果没想到票房给了我们这么大一个惊喜。

《中国经营报》：片子有很多枪战镜头，吴京你们都专门学过打枪吗？

吕建民：拍《战狼》的时候，我们也去军队打靶，狙击步枪、突击步枪，有机会就可以玩，包括也到美国、泰国的靶场去玩。吴京就深入进去了，他玩得很专业。军事片确实要比一般的影片门槛高，因为要动用大量的军事装备，没有军队支持是做不到的。

《中国经营报》：冷锋这个人物形象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一般军人给人的印象都比较严肃，但冷锋看起来很接地气，这一面是不是你们有意为之？

吕建民：我认为军人穿上军装，有一份责任。脱了军装，和咱们也是一样的普通人。也吃饭、也喝酒、也结婚、也恋爱，也是普通人，只是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有了职业的担当。所以，我们觉得要坚定一点，写人而不是写神，不能说军人就得高大上，身上没一点毛病。我觉得只有他身上有毛病，这样的人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坚持说人话，做人事，别动不动出来就是神。所以当时对编辑的要求是，出场就要他犯错，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怎么可能不犯错误？当然这种尺度能不能过，我们是提心吊胆的。

《中国经营报》：毕竟艺术创作还是和生活有所区别，尤其是军事片，在审查方面会更严格吗？

吕建民：当时片子拍完后，军队的朋友也提出了质疑。比如最后旅长居然给吴京敬军礼，说部队怎么能这样，应该是下级先给上级敬礼。我说下级干了这么好的事，出于尊重，先给你敬个军礼又怎么了？

我记得当时军委政治部审查的同志审片之前就问我，“老吕，你实在讲，《战狼》这部影片你拍完了觉得怎么样？”我说我觉得它至少是个好看的电影，后来他们审查完了觉得真是个好看的电影。当时我们心里还很嘀咕会不会出各种问题，结果《战狼1》一个镜头都没剪，就通过了，所以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痛苦。到了后来拍《战狼2》《空天猎》，跟军队合作的时候，包括审查，可能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铁板，还好总算都做完了。

《中国经营报》：我觉得你对人物细节方面的观察很细腻。对于观众而言，如果能将自己代入到某个人物身上，就会喜欢上这个人物。在塑造人物方面，你有什么心得？

吕建民：战争只是一个背景，要塑造人物，能不能立起来非常重要，如果人物能立起来，大家就觉得他是可爱的、可信的，能打动我，就会喜欢这部电影。要把观众代入到电影场景里去，他才能跟你同呼吸、共命运，如果这个人物是不可信的，他觉得我是在看别人的故事，进不去。

比如，我们的新片《我的佣兵生涯》可能让我有更多空间去展现人性。佣兵其实是一些转业的军人，经历过战火的洗礼，战争的创伤应激一定会让这些人心理不是很正常。虽然转业离开了军队，但他仍然为他的信仰而战。

现役军人有很多纪律约束，但佣兵就可以喝酒、骂娘，这样再把他放在非常极致的战争环境里，比如今天大家在一起喝酒、唱歌，明天上了战场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这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怎样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可以把人性做到极致。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职业设定为佣兵群体里去。

《中国经营报》：极致环境下会有更多展现人性的空间？

吕建民：举个例子，咱们在这么和平的环境下，展现的都是最美好的东西。如果我们身处在一个战争的极致环境里，那人性就暴露无遗了，我觉得那样的人是最真实的。所以我觉得越宏大的叙事，越能展现人性。

人物塑造是任何艺术形式最关键的一点，只要人物可信了，可能很多细节就会忽略，就跟着人物去闯关。那这部艺术作品就成功了。

关于军事电影

《中国经营报》：无论《战狼》《空天猎》，或是新片《我的佣兵生涯》，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片子，可能拍军事片更难的一点是，剧组会遇到枪械、作战这类的专业问题，你们怎么解决？

吕建民：拍军事片等于是倒逼创作人员了解一些军事常识，比如装备、作战方式、作战队形，各种武器在不同场合的使用。所以我们也会找顾问，比如《我的佣兵生涯》在军事动作方面，就请了一位在法国外籍军团服役了十来年的特种兵，他会把作战的戏很合理地设计好，在这个场合用哪种枪械，搭配什么匕首。

我们拍《空天猎》的时候，空军派了作战专家、武器专家、飞行专家来协助，比如一架战机上的导弹怎么挂、挂什么样的弹。因为军迷有很多，军迷很厉害，不会让军迷觉得你们不专业，就不能露怯。这些都是我们平时要学习的业务。

《中国经营报》：这类军事片主角多是军人，时代背景又很宏大，如果在里面加入一些生活化的细节，就会形成反差，这样更能够打动人？

吕建民：不管多么宏大的事件，都由渺小的个体组成。特别是在越宏大的背景下，人性的光辉才会绽放。我们拍军事题材电影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做得更好。比如我在看一部俄罗斯电影《8月8日》，一帮军人要护送一个记者进入战区，经过一个战火摧残的村落时，其中有个军人就被一个苹果吸引了，这个时候没有战火，他就一步一步往那个苹果去了。当所有人突然发现这是非常危险的动作，马上呼叫他回来，但他眼里只有那个苹果，好像世界与我无关了。当队长赶紧说保护他，他拿起那个苹果的时候，突然一枪，那个苹果在空中，然后我的眼泪就狂喷了出来。我觉得这才是伟大的镜头，就是不管多么铁血的军人，其实他们最爱和平，那个苹果就是代表对和平生活的向往。

如果我做一辈子电影，到我死的时候，有几个这样的镜头，我觉得这辈子就值了。我们一直在追求这样的东西，因为中国电影毕竟还年轻，需要所有热爱它的人一起努力，终究会越来越好。

《中国经营报》：最近的中印形势有点类似于1962年的印度自卫反击战，这个时代背景的电影也是你一直想要拍的？

吕建民：1962年的印度自卫反击战很经典，我们一直在研究那段历史。当时毛主席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那样的气势，我们是为之折服的，如果能有机会让我拍1962年的中印战争，我会觉得很有创作欲望。特别是最近中印关系和1962年是一样的，当然我们也跟一些部队的首长在沟通这件事。

因为建党100周年，我们最近有两部片子在筹备，一个是中央政法委指导的《扫黑之拨云见日》，然后《我的佣兵生涯》这部片子是想明年给建军节献礼。当然是我们自愿献礼，没有政府的要求。

关于商业与艺术

《中国经营报》：你以前做过广告公司，还做过房地产，后来又做电影。都说福建人敢拼敢赌，特别是电影行业，筹拍一部电影可能需要几年时间，但上映档期也就那一个月，还有太多不确定因素在里面。你觉得在投资电影的时候，赌的成分占比大吗？

吕建民：大家经常会探讨一个问题，任何产业都是二八定律，赢的概率是20%，输的概率是80%。一年有52个星期，一个影片别说盈利，只要有相应票房，至少需要两周。当然作为职业电影公司，要做的其实就是更高的成功率，只能这么说。

中国一年的电影产量是一千部出头，但真正上映的电影就200～300部，所以一定要选择优质公司，不可能是上不了院线的。我觉得春秋时代做的电影不可能上不了院线，实际上我们就那300部电影中的一部分。我觉得在这200～300部电影里面，真正赚钱的影片在50部以内，这就符合二八定律了。当然，没有一个公司说每一部片子都赢，投资就有风险，只是我们争取降低风险概率，这是我们孜孜追求的，但我们不敢说追求百分之百的胜利。

《中国经营报》：在这些上映的院线电影中，特别是不少商业大片都在讲技术概念。但对于整个中国电影行业而言，大部分国产电影是不是在讲故事方面还有所欠缺？

吕建民：我不愿意得罪人，但我仍然想说，确实是这样。很多人给我剧本，但我没有看到过哪个剧本拿过来就能直接拍的。如果一个剧本中有一些细节或概念很打动你，已经很不容易了。电影是个综合艺术，需要剧本基础，还需要制片人，但中国电影的制片人往往没有受到重视。

有时候跟一些导演聊天，大家聊现在的工业化技术，我觉得技术是服务于内容的，而不是内容去满足技术。讲好故事是最重要的。

《中国经营报》：春秋时代在选择投拍片的时候，是按照自己的兴趣、特点去做选择，还是会从商业角度考虑更多一些？

吕建民：我自己这边一定想心无旁骛地往军事片方向走，但其他的片子我也在看，我到现在为止每天都必须要看一部片子，阅片量是要保证的。不是我擅长的项目，我肯定是以普通观众的身份去跟导演聊，而不是说我是指导性的。但军事题材我必须是指导性的，必须按我的来，不按我的来我就翻脸。

所以我现在逐渐学做商人，第一，争取学习做好商人。第二，我们要吸引一些真正懂商业的股东，我们现在也在寻找、接触。

《中国经营报》：其实就是在往公司那个方向运作了。

吕建民：我觉得作为一个影视公司，一定得有艺术属性，而且别人也会给你定位。人的时间有限，我可能会把更多精力和兴趣放在军事影片中。所以我现在在做两个功课，一是我希望春秋时代在电影这个很大的舞台上，在军事类型片里做到极致，这是我努力的方向。

同时，我们也开始重视队伍建设，我们有个制片公司团队，有几个不错的制片人，还有一些拿得出手的电影、电视剧作品，这类非军事类型的片子，我的团队就可以把它做好。

《中国经营报》：你觉得做艺术和商业有矛盾的地方吗？

吕建民：我突然很有感触，其实我想更多时间放在创作上，如果未来要做艺术家，确实还要保留一些本真，太理性成不了好艺术家。当然，在商业环境里不行，会得罪人，所以现在需要一个二爷，能规划一些东西。未来春秋时代还是要往公司方向走，就需要人才建设。资本特别忌讳只赌一个人，未来春秋时代是一个特别能作战的群体，而不是靠我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