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她是中国电影第一才女，没人敢反驳

星标★”哦~

最近，第77届威尼斯电影节宣布将本届终身成就奖颁发给许鞍华。

许鞍华因此成为全球首位获此殊荣的女导演。

获奖之后，许鞍华在接受港媒采访时表示，“我很开心听到这条消息，并为获奖感到荣幸！开心到感觉无法用言语表达。我只是希望世界上的每件事都能很快变好，每个人都能像我此刻一样再次感到开心。”

对于许鞍华的这次获奖，影迷们一点也不意外。

毕竟，对华语影坛来说，她一直都是独一份的存在。

导演陈嘉上曾说，“香港电影之所以能够撑着，是因为我们还有王家卫、许鞍华，而不是因为有我和王晶。”

很多人都将许鞍华的电影，视作是香港精神的真实写照。

到今年为止，许鞍华已经73岁了。

若非特别提及，很少有人会将这个顶着蘑菇头、戴着黑框眼镜、笑起来很爽朗的女导演和70多岁的老人家联系到一起。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她都以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创作力，步履不停地走在华语影坛的第一线。

一路走来，许鞍华创作的电影作品，不但类型丰富，而且风格多变。

坊间称她是“得奖专业户”、“影后制造机”。

她曾6次夺得金像奖最佳导演奖，3次斩获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因为擅长拍女性题材，许鞍华还顺势造就了很多影后：

萧芳芳：《女人四十》，金像奖、金马奖、柏林银熊奖影后；

李丽珍：《千言万语》，金马奖影后；

斯琴高娃：《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金像奖影后；

鲍起静：《天水围的日与夜》，金像奖影后；

叶德娴：《桃姐》，金像奖、金马奖、威尼斯电影节影后。

她说，“女人拍女人，比较有信心。”

和很多香港导演一样，许鞍华的血脉里，同样也带有一份漂泊的基因。

1947年，她出生于辽宁鞍山。

名字里的“鞍”字，代表了她的来处。

她的父亲是广东人，母亲是日本人。

许鞍华刚满5岁，就随父亲举家迁往香港。

前排为许鞍华

这种迁徙所带来的印记，成了许鞍华早期电影里的关键命题。

她拍摄的很多作品，都带有明显的漂泊之感和乡愁之韵。

比如，多次出现流浪和迁徙画面的“越南三部曲”（《狮子山下：越南来客》《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部作品。

一如香港学者罗卡所说：“许鞍华的作品标示了1949年以后出生的香港中国人的特色：立足中国香港、面向国际而寻根于中国的复杂性格，以及无可摆脱的乡愁和漂泊感。”

在港大读完硕士后，许鞍华远赴英国留学，在伦敦电影学院待了几年。

1975年，她回港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给胡金铨做英文助理，处理胡金铨的往来邮件，为电影《侠女》配英文字幕。

胡金铨（中），许鞍华（右）

之后没过多久，许鞍华又去TVB做了一段时间的编导。

但许鞍华的父亲，却希望她进ICAC（廉政公署）。

因为ICAC不但薪水高出TVB四倍，而且还能申请住房，入职两年半以后还有公积金可拿。

许鞍华遵从父命去了，可坚持不到一年却又回来了，“我那时是个很不安分的人，整天想拍东西，其他事就没想过。幸好那时人人都觉得拍戏很好玩，甚至没工钱都肯做，人人都很兴奋。”（出自《许鞍华说许鞍华》）

香港电台电视部从70年代中期开始，拍摄了一套名叫《狮子山下》的短剧。

当时执导这部短剧的许多导演，后来都成了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主力干将：许鞍华、徐克、方育平……

1979年，许鞍华凭借处女作《疯劫》一鸣惊人，与同时期的徐克、谭家明、严浩等人成为开风气之先的“香港电影新浪潮旗手”。

这部由真实凶杀案改编而来的电影，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拍《疯劫》时的许鞍华

此后，36岁的她，又凭借《投奔怒海》拿到了第二届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

很多年后，人们提起这部电影，都认为该片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带出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刘德华。

许鞍华拍《投奔怒海》时，两岸三地还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局面。

当时，香港导演到内地拍戏是禁忌，一不小心就会失去港台市场，但许鞍华却一意孤行，在海南岛取景，完成了片中的越南戏。

原本属意由周润发出演的角色，阴差阳错地落到了刘德华手里。

没想到，此举反倒令刘德华一演成名，直接提名了当年金像奖的最佳新演员。

如果说许鞍华是刘德华的恩人，那么刘德华同样也可以算作是许鞍华的贵人。

三十年后两人再度携手，又合作了一部《桃姐》。

刘德华与许鞍华在《桃姐》片场

2011年，许鞍华正在筹备《桃姐》，她找到刘德华，说了一句让人心疼的话，“我很久没有足够的钱了，你能不能帮帮我。”

于是，刘德华当即投资3000万，并亲自担任了影片的男主。

这部电影，最终名利双收，让刘德华成为了金像奖和金马奖的双料影帝。

别人做导演，总是赚得盆满钵满。

可是许鞍华做导演，至今还在租房生活，出行全靠搭乘公交或者地铁。

每次拍片，她都迟迟找不到投资，经常需要去学校教书或拍广告片来补贴生计。

拍《天水围的日与夜》时，她中途差点停拍，多亏王晶解囊相助，才得以顺利拍完。

电影里，贵姐听别人感慨做人难时，曾经笑嘻嘻地反问了一句：“有多难呀？”

有些苦中作乐的意思，像极了许鞍华本人的处事态度。

人文气息浓厚的她，总有一份关怀弱势群体、拍小人物的自觉性。

用戴锦华的话来说，“她的电影不光是半部香港电影史，而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走过的中国，包括海峡两岸和香港，包括中国大陆历史变迁的影像画廊。”

许鞍华的电影，往往没有什么宏大的叙事框架，只将各色小人物置身于历史洪流之中，由此延伸出一种浑然天成的悲悯之感。

这种悲悯之感，一方面来源于许鞍华幼时地域流转带来的不安，另一方面来源于她自身的女性特质，还有一部分来源于她性格里的文学喜好。（许鞍华是港大的文学硕士）

1990年，她拍摄了一部半自传式的电影——《客途秋恨》。

电影里，女主晓恩（张曼玉 饰）有一个妹妹，母亲是日本人，而许鞍华也有一个妹妹，母亲也是日本人。

许鞍华和妹妹

片中，她借张曼玉之口，说出了她与家庭之间的芥蒂：“我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家”。

许鞍华的母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不会说正宗的粤语，也不太认识汉字。

母亲举手投足间的“怪异”，让小时候的许鞍华不敢与之亲近。

直到《客途秋恨》问世，许鞍华才解开了她与母亲之间的芥蒂，母女两人一直相伴至今。

身为香港导演，许鞍华是最早打破两地隔阂的导演之一。

除了《投奔怒海》取景海南之外，她导演的《书剑恩仇录》（1987年），也曾在黄河、西湖等多地取景。

此后，她的《上海假期》和《半生缘》，同样也在内地拍摄。

早在回归之前，许鞍华就已经有了不少和内地团队合作拍片的经验。

2003年，中央政府与香港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协议）后，内地政策随之放宽，这让大批香港电影人看到了内地拍片的希望。

“北上”，成了香港电影人的救命稻草。

然而，当很多“北上”的香港导演游走于资本与商业之间时，许鞍华却调转镜头，聚焦市井，去拍摄小人物间的琐碎与温暖。

即便后来叙事放宽，她也依然能够从自己所热爱的选题里，找到合适的题材与表达方式。

《明月几时有》作为一部抗战题材的影片，被她拍出了别具一格的文艺气质。

《黄金时代》作为一部名人传记电影，被她采用“间离”叙事拍得若即若离。

虽然许鞍华擅长拍女性，但她镜头下的女性形象，却与张艾嘉、张婉婷镜头下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

既没有少女玲珑婉约的心思，也没有梦幻的情节。

她总是选择站在最理智的角度，冷静客观地着笔，而非将女性的命运简单地归因于社会和男性。

她对电影，始终保留着一份清醒的自我认知，“拍电影从来不是刻意去表达或者反对、批判什么，我宁可选择近乎残忍的细致勾勒与不带鲜明好恶的价值评判。”

她电影里的女性，总有着一份独属于自己的倔强。

她们有自己的事业，也有独特的爱情观。

无论是《玉观音》里的缉毒女警安心，还是《阿金的故事》里的武师阿金，她们都像男人一样拼杀在职场，展现出了现代女性应有的自我价值。

和她电影里的这些女性角色一样，许鞍华也从来不给自己设限。

她总是敢于挑战他人所不敢尝试的领域。

比如，对于张爱玲小说的影视化改编，便正是其中之一。

关于张爱玲，文艺圈里一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张爱玲碰不得。

可许鞍华却偏偏不信邪，先后三次将张爱玲的小说搬上银幕：《倾城之恋》《半生缘》《第一炉香》（上映在即）。

结果，第一次翻拍，许鞍华就拍砸了。

1984年问世的《倾城之恋》，由周润发和缪骞人主演。

电影问世后，票房、口碑双双失利，被影评人诟病为“没能拍出原著里最重要的反讽意味”。

之后好几年，不仅张爱玲令电影人闻风丧胆，就连周润发也成了票房毒药。

10多年之后，许鞍华再战张爱玲，带着《半生缘》（1997年）卷土重来。

好在，这一次她终于保住了自己的金字招牌，给观众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片中饰演“顾曼璐”的梅艳芳，还凭借这个角色拿下了当年金像奖的最佳女配。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许鞍华再次改编张爱玲的《第一炉香》。

早在开拍之前，该片就因选角问题而引发了不少热议。

不管是马思纯的大骨架还是彭于晏的肌肉感，都与原著中的形象相差甚远。

对许鞍华来说，这无疑又是一场充满困难的挑战。

不过，向来热衷于挑战的她，对此却并不畏惧。

她说，“无论是写东西还是拍戏，你不做新的东西跟冒险，不停地在做已经成功的事，那有什么作用呢？”

拍电影对许鞍华来说，更像是一场命中注定的冒险。

她活到老，拍到老，忠于自我，更忠于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