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纪录片导演聊“抗疫”，拍摄背后还有这些故事

昨天，在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抗疫前线的纪录片人”论坛上，范俭、范士广、林晨、秦晓宇、竹内亮等五位来自国内外的纪录片创作者现场讲述了他们当初“上前线”拍摄抗疫主题纪录片的经过，分享拍摄幕后的故事和他们的创作理念。

范俭：最难的是走进武汉居民家里拍摄

43岁的范俭导演多年来从事纪录片的拍摄工作，2016年执导的传记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曾入围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疫情期间他和团队拍摄了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记录了发生在武汉社区的故事。

他说，自己当初“并没有想上战场的心态，只是想拍一部片子”。去之前也很害怕，不知道在那儿会有什么样的状况要面对，“最后团队一致认为这个片子值得去拍”，当地人觉得他们是“逆行者”，但他们自己不觉得，“既不崇高，也没有不崇高，只是以平和的心态去看待”。

拍摄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才能进到社区里，走进居民家里，为此被拒绝了很多回。尤其是想要进入到有新冠患者的家庭里，“后来终于有一家愿意接受我们拍摄，还算比较幸运”。

范士广：努力想把个人经验加进去

35岁的范士广在做纪录片之前做了十年的调查新闻记者，练就了新闻上的敏感性。武汉新冠疫情爆发后很快意识到要尽快去新闻的中心，告诉大家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实上我们去晚了，真正应该去的是大年夜”。

他担任总导演拍摄的《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一共6集，在武汉拍了4集，还有2集的内容是关于上海的抗疫故事。有人会把《人间世》归结为医疗纪录片，因为记录的场所是医院。但他自己认为，《人世间》不仅仅是医疗纪录片，“我们只是把医院当做一个载体，一个场所而已”。他去武汉之前带着非常强的目的性，“我们要找一个好的故事，要发现一个非常好的人物。”但到了之后发现，有太多的人身上有着精彩的故事。

有一次他在过道里跟一个小护士聊天，问她这段时间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小护士说，前几天自己医护的一个病人去世了，但他的手机还没有人来领，就锁在柜子。病人死亡的那天晚上这台手机就不停地在响，柜子不停震动，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值班，受不了了，就“脑补”这个电话到底是病人父母打来的、孩子打来的还是亲朋好友打来的，自己也没法去接那个电话，因为她不知道该跟病人家人说些什么。说着说着小护士就哭了。这个时候范士广突然意识到，之前的拍摄想法要修正一下，“我就觉得，不能按之前的套路拍下去，这是不对的，因为你面临的是非常庞大的、复杂的灾难，不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因为故事最大的作用是把这个世界简单化”。

最后他决定要拍摄100个人，“在特别重大的灾难面前，我觉得个人化的叙事、经验和体验一定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会让你看到每个生命个体的经历。若干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是更为宝贵的东西”。他认为，《人间世》里没有特别跌宕起伏的情节，“我们只是拼了命努力地想把个人的经验加进去，这是最宝贵的”。

林晨：日常的东西才更加真实鲜活

林晨之前是B站知名的短片创作者，原来是广播电台主持人。疫情期间拍摄了系列Vlog《封城日记》，在网上被广泛传播，并在B站获得了2000多万次的播放量。

林晨坦言，自己当初确实想记录疫情，但更多是从日常视角出发拍摄的，“日常的东西才更加真实鲜活”。他在拍摄时故意把航拍无人机起飞的镜头都拍摄进去，因为这代表了拍摄者的视角，“有了这个镜头就有了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下，大家日常的生活就被升华了，“我的片子里没有一条特别完整的故事线，但最后呈现出来的整个精神和抗疫背景又是一致的”。

秦晓宇：更在意“在深处拍摄”

秦晓宇是诗人，文艺评论家，他执导的纪录片《我的诗篇》曾经获得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2月5日，秦晓宇在网上发出倡议，邀请所有被疫情影响的人，拍摄下自己在2月9日任一时刻的生活片段。收到素材后，他和团队一起，制作出纪录片《余生一日》，将近5000人参与了拍摄。

他认为，《余生一日》是生活的聚光灯，能够承载着启蒙的意义。片子第一次采用了全民记录的方式，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如果一个历史事件当时已经波及到中国的方方面面，我们怎么样在第一时间能够记录下最珍贵的东西，只能是发动群众来完成”。

秦晓宇更在意的不是去“前线”拍摄，而是“在深处拍摄”。所谓“在深处”，不是指环境、社会层面或者公共空间，而是指被遮蔽的空间，心理情感层面的空间。他把这次疫情分为两个空间：一个是公共空间，比如红区、方舱；但还有另一个巨大的私人空间，“私人空间里头是一个可以摘下口罩的地方，是我们情感最直接表露的地方，这才我最想拍摄的”，《余生一日》这种全民记录的方式可以深入地走进千家万户，“他们自己在记录自己的生活，你能看到生活里的一切信息”。

竹内亮：把我看到的武汉传达给全世界

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拍摄的《好久不见，武汉》目前的网上的点击量超过了3000万次，并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说，自己当初拍摄这部纪录片的目的就是，“想亲自去看看到底解封后的真实武汉是什么样的，我想把我亲身看到的武汉传达给全世界。希望通过我的作品去掉很多外国人对武汉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