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任仲伦：观众依然在 电影院万岁

东方网记者解敏、刘昊7月27日报道：熟悉的龙标、暗场灯光。“请戴好口罩，观影期间不要饮食......”因为新冠疫情休眠了近半年的电影院终于在这个夏天即将过半的时候重现生机。截止昨日，全国影院复工首周七天总票房达1.09亿，共动员超过410万人次重回影院观影。影院“重启”将会面临哪些挑战？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电影如何迎接新未来？上海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举办一场国际性的电影节？时值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举行期间，东方网记者采访了曾经执掌上海电影集团17年的资深电影人，也是电影节的老朋友，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任仲伦，同他聊聊上海这座城市的“电影热”。

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任仲伦接受东方网记者采访

关于电影节

东方网：因为疫情的影响，今年许多国际性的电影节大多选择停办或者延期。在这个时间点上海为什么敢于举办电影节？为什么要坚持办电影节？

任仲伦：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标杆，也是中国电影界的晴雨表。他不仅在中国有影响力，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号召力。在疫情发生将近180天以后，上海电影节能够坚持举办，标志着整个中国电影产业正式复工的信号，中国电影通过复工来走出复苏的第一步，然后慢慢恢复正常的局面。

所以我对这一次上海国际电影节能够坚持举办感到特别高兴。它不仅提振了中国电影重新出发的信心，也为整个电影票房的提振，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注入了很大动力。

东方网：今年电影节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售票数量有所下降，许多活动也改为线上播出，电影节的魅力会因此打折扣吗？

任仲伦：“安全”是今年这一届电影节举办的大前提。我们国家疫情防控最重要的理念就是“生命高于一切”。整个电影行业也是在这样一个国家理念之下做了一些调整和牺牲。这一届电影节尽管场次总量减少，场次之间间隙的时间增大，每一场售票数也控制在总量的30%以下，有些观众因此没有看到自己想看的电影，留下了遗憾。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贯彻“生命高于一切，安全重于一切”的理念，尽可能减少聚集风险，相信电影节的观众是能够理解的。

东方网：上海国际电影节已经成为上海重要的文化品牌，相比其他一些国际大城市，您认为上海算不算一座“热爱电影”的城市？

任仲伦：上海毫无疑问就是一座电影城市。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你到了维也纳，深呼吸一下，会呼吸到很多音符，因为那里曾经有莫扎特、贝多芬、斯特劳斯生活的痕迹。而到了上海，你可能在城里面你转过弯、拐过角，就会发现曾经的电影场景。

上海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座电影城市，因为这里诞生过许多优秀的电影作品、电影艺术家。但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电影观众。20、30年代的时候，相较于其他城市，上海的观影人群就已经形成并且相对稳定，他们有闲情逸致去看电影。到今天，依然是这样。

无论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对民众的影响、对电影的普及以及民众的反响，都是其他国际性的电影节达不到的。

关于影院重启

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

东方网：最近业界和影迷都很兴奋，经过近180天的停业之后电影院终于重新开放。“重启”意味着什么？影院重启之后可能面临的难点在哪里？

任仲伦：我曾经看到一份观众重返影院意愿的调查，在今年2月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期待回到影院的人数比来比例占54%，到了5月份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88%。可见观众重返电影院的意愿还是很高的。

7月20日起低风险地区影院复工开始，首日全国175个城市，1271家电影院恢复开放。实际上全国有将近11,800多家影院，复工的占比只有11.2%。这一天进入影院的观众人次约15万，票房350万。350万是个什么概念呢？跟我们去年的日均票房相比，还不到4%。所以影院的复工并不像餐饮等刚需，并没有出现“报复性”消费。但这样一个开局，至少让我们重拾信心，我们知道还是有人愿意等待电影。

影院复工首日票房和观影人次都不高。这可能和目前定档影片数量有关。真正要提振观众的信心，提高上座率，还是需要有更多有质量的影片来支撑整个市场。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观众进入影院，更多影片定档，进入8月整个放映市场会渐入佳境。

此外，由于今年好莱坞的新片也全部延缓上映，这是前所未有的突发情况。历年来，进口影片占到中国全年票房的40%。如果美国的疫情一直居高不下，甚至有可能会整个放弃今年的所有档期，这也将直接影响国内票房总量。

东方网：影院重启，部分新片和老片都将陆续上映，但还有很多备受期待的影片，例如原先的春节档依旧在观望，能不能为我们作一下预测，这批影片什么时候可以跟观众见面？

任仲伦：目前为止，今年原定的贺岁档除了《囧妈》，其他的影片到现在都还没有动作。我相信大家都在观望，作为创作者一定是希望尽快上映，但同时也有投资者担忧，这些影片的投资都比较大，普遍在几亿以上，因此决策会相对谨慎、迟缓一点。按目前每场售票率低于30%的标准，对投资者来说很有压力。希望随着放映市场慢慢正常化，这些影片能尽快与观众见面的。

关于行业

东方网：虽然疫情期间，电影行业几乎完全“停摆”，但发生的事情并不少。一些电影选择了与网络平台合作，在业内与社会上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如何看待大电影在网络平台上首映？这是疫情时期一时的“无奈之举”？还是会成为一种常态？是机遇还是冲击？

任仲伦：《囧妈》在网络平台播放3天时间里就收获了1.8亿人次，6亿的播放量，这个数字对影院来说是个遥不可及的。《囧妈》的转型成功给了中国电影界所有的制作商一个启示：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平台多样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你可以选择去影院去放映，也可以在视频网站和其他媒体平台上放映。对整个内容生产而言，无论是影视生产，还是其他的内容产出都有了更广阔的天地。

过去我们常常纠结于中国电影90%以上的营收来自于票房，除此之外并没有太多其他的收益手段。视频平台的出现，很好地补充了目前单一营收的局面，这对中国电影，世界电影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东方网：很多人也因此非常担忧，视频网站会不会有一天替代电影院？

任仲伦：就像真正喜欢旅游的人，不会满足于在电视里看风光片，肯定还是想到大山大水里去找一找真实的体验。我坚定地相信影院依然会在，观众一定会在，影院万岁。我必须维护我们这个行业基本的规则和追求。

去影院看电影是一种集体观赏的体验，是一种仪式感。电影最大的魅力除了思想内容，还来自于它的视听效果。为了有更好的视觉和听觉的体验，100多年来几代电影人不懈奋斗，经历了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从二维平面到3D到4D的发展历程。当年我们坚持要把李安的世界首部3D4K120帧影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带到上海来放映，就是为了表达对他勇于探索新技术的支持。视听艺术所带来的魅力是在电视机前，特别是在手机前无法感受的，所以我们也从来没有放弃对电影技术的探讨，以求达到视听魅力的最大化。

东方网：疫情期间许多电影人不得不停工。您个人在疫情期间在做了些什么？有没有重温一些电影？是否带给您一些新的思考？

任仲伦：6个月的停滞，对中国电影的损耗很大，同时也强迫我们停下来脚步认真思考。那段时间我在家里看了不少电影，差不多把今年奥斯卡入围的影片都看完了。看完以后我越来越意识到，不管在什么年代，电影的生命力还是在电影的品质本身。

前几年我们因为商业上的成功，市场研究的焦点总是离不开“观众喜欢看什么？哪些影片高票房？” 然后一窝蜂地仿效这些高票房的电影，批量化地“生产”电影。但是回过头来反思，这些年真正能够让我们记忆深刻、脱口而出的国产影片银幕形象有哪些？数来数去还真是不多。这就说明我们这几年可能在电影的文学性、人物的塑造上，还是有很多继续努力和提升的空间。市场化、商业化的指挥棒下，我们忽略了电影对社会真善美的表达、对文学力量的尊重，这些才是电影最本质的东西。

这几个月或许对中国电影人来说是一次“集体补课”，结果我觉得是正向的。能让电影人们重新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好电影，这也会为中国电影未来三、五年打下一个重新认识的基础。就是要坚定不移地从数量向质量转变，打造有品质的中国电影。

东方网：官方数据显示疫情给电影票房带来的损失约达300亿，但另一方面，二季度的经济数据显示，GDP增速已经由负转正，上海也在整个电影产业的生产链条中做布局。比如去年电影节期间，上海“官宣”了科技影都发展的规划，就在不久前，科技影都正式动工。您认为这场疫情对后续整个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上海在其中能抓住什么机遇？

任仲伦：近年来国家提出的电影战略，要从电影大国向强国发展。成为电影强国，最重要的标志是要有具有全球有影响力的作品，这是核心。其次要具有全球化的发行能力；有先进的制作能力；完善的电影教育体系、金融体系；除此之外还要有能成为中流砥柱的电影企业。

上海科技影都规划图

中国电影目前已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一二三”优势，即我们拥有了全球第一的银幕数，全球第二的票房，全球第三的电影产量。但如果不能产生真正有影响的中国电影，最后也不过是全球电影的一个集散地、流通地。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上海提出要打造中国电影的新高地，建立新的科技影都，上海从战略上把握住了正确的方向。从历史上来看，上海当年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凭借的不仅仅是几部电影，几个导演，几家电影院，而是因为当时有相当一批影视制作公司在这里聚集，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电影产业链。到了现在新时代、新背景之下，只有创作和制作双翼齐飞，才能形成上海在中国电影、世界电影格局中应有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