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是香港电影的大日子

前天是7月17日，这是个什么特殊日子？

一般人大概觉察不到。但对于我们香港电影研究者而言，7月17日的意义非同一般。它首先是四届亚洲影后林黛小姐的忌日。1964年7月17日，因为跟老公闹别扭，林黛小姐假装服用安眠药自杀，却不幸过量以致香消玉殒。这实在是电影史上最可叹可惜的事。

7月17日同样还是“天皇巨星”李丽华小姐的生日。1930年代末期出道，一直到70年代末期息影，人称“小咪”的李丽华演了将近四十年，是永远的头牌，女一号。

林黛和李丽华年纪整整相差十岁。生日与忌日相遇，本已经是巧合，更“巧合”的是，李丽华的老公、著名导演严俊，竟也曾是林黛年轻时爱得死去活来的男朋友。

所以在下图，当后人看到李丽华和严俊伉俪满脸悲恸地参加林黛追悼会的照片时，我们真的不禁会想：李丽华在想什么？严俊心里又是什么复杂滋味？

举这个例子，不光是在今天纪念香港电影的两位杰出影人，更是想提醒大家：关于香港电影，还有太多教材里没有的精彩故事等待挖掘。

同时，也是借此推荐一本新书：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苏涛先生与资深电影史专家傅葆石教授合编的新作《顺流与逆流：重写香港电影史》。

对香港电影研究者和影迷而言，这是福音。

我和苏涛是同一年生，他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我们便已相识，至今一晃也超过了十五年。我们这代人小时受香港电影滋润影响很深，当然和大部分影迷相仿，都是从1980年代以降的香港新电影，从成龙、李连杰、王家卫、杜琪峰的不朽作品中感受万般魅力。

《顺流与逆流：重写香港电影史》是从这段大家都熟知的香港影史向“前史”挖掘，也就是林黛、李丽华这个方向溯源，这同样是万般锦绣的风华年代。

这也是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时段。为此我曾收集了不少相关一手资料。

像上图的林黛纪念专辑，以及以林黛之死演绎而来的《影后之死》一书，便是我从马来西亚和香港费尽力气淘来的，它足以证明，香港电影的跨区域海内外传播，早已富有成效。

这些都非常值得在今天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时代，重新观察、梳理、反思。

但很惭愧，当苏涛兄因《顺流和逆流》一书主动向我约稿时，我却以工作坐班繁忙为由，活活半年拖黄了。

现在正临疫情期间，理应是我们重新思考自己与电影、与学术关系的时刻，绝不是恍惚间“溜走的时光”。能抵制浮躁，坐穿板凳，拿出过硬的学术成果，苏涛是电影学界的楷模，我的榜样。

郑重向各位好友推荐这本扎实又不失趣味的香港电影读本。

葛格收集各种林黛资料

作者 |苏涛，教书匠，电影研究者

我有时会自问，究竟是如何对香港电影产生兴趣，进而将其当做研究志业的呢？关于学生时代的很多记忆已经逐渐模糊，但有一些细节一直难以忘怀。

在我念研究生的那几年（2004—2007年），市面上出现了一大批邵氏老电影，原来是邵氏将数百部影片的版权售予马来西亚的天映娱乐，并由后者发行DVD。

借由这一途径，初入电影研究之门的我观看了大量的邵氏影片，特别是武侠片、黄梅调、喜剧片等。想来想去，这或许是我对香港电影产生兴趣的起点。

张彻《洪拳与咏春》（1974）

当年观看的这批香港电影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大概是李翰祥宫闱片恢弘的气度和富丽堂皇的布景，还有张彻作品里肢体横飞的血腥场景和基情澎湃的男性情谊，当然还有我的心头好——胡金铨导演那别具一格的动作场面和戏剧模式。直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看《空山灵雨》《忠烈图》时那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

我当时的直觉是，这些影片与中国的戏剧传统和电影传统有着莫大的联系，但它们又和我所熟知的“中国电影”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以至难以简单归入“中国电影”之列。这让当时的我觉得非常困惑。

多年后，我以战后香港的“南下影人”作为自己的研究题目，试着把这些导演的创作置于194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电影分流和转折的大背景下，分析他们如如何在遥远的殖民地怀想故乡，抒发流离心绪，并且面对陌生的市场，不断做出妥协和调适，进而形成独特的美学风格，这才部分地解开了当年的一些疑问。

胡金铨《空山灵雨》（1979）

如果说学生时代对邵氏武侠片的热爱，基本是出于影迷式的直觉的话，那么对“南下影人”、冷战等议题的思考，则是我开始独立研究之后逐渐摸索到的一些有趣的命题。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一大批来自东南亚的旧画刊，例如《光艺电影画报》《电影圈》等。翻看这些材料，我才意识到此前对香港电影史的认识是如何肤浅和表面。

这些字迹已经模糊的画刊，促使我重新认识1940年代中后期到1960年代的香港电影，无论是电影工业的变革和演进，还是独特的政治和市场环境，抑或是那些湮没在历史中的影人及其作品，都可以成为我的研究对象。

与此同时，通过走访香港、台湾等地的电影资料馆，我陆续看到了一批此前只在书上看到过的影片。我真切地意识到了影像资料之于电影研究的重要性，简单说，谁看过都不能替代你看过，更不要说有些影片根本没有人看过（或严肃对待过）。

有了这些文献材料和影像文本的积累之后，大约从2012年开始，我的研究兴趣逐步转向1940年代中后期的香港电影，特别是其与内地电影的互动，这正是我的第一本专著《浮城北望：重绘战后香港电影》（2014）的重要内容。

该书中的一些未及深入开展的议题，则成了我即将出版的第二本专著《电影南渡：“南下影人”与战后香港电影（1946—1966）》的起点。

与《电影南渡》的写作同时进行的，还有《顺流与逆流：重写香港电影史》的编辑工作。

最早产生编纂这本书的想法，是在2016年。当时，我受《当代电影》杂志副编审檀秋文兄的委托，为该刊的“重写电影史”栏目组织稿件（特别是与香港电影史相关的内容），由此逐渐萌生了选编一本论文集的想法，并且得到傅葆石教授的鼓励和支持。

2018年春，借傅葆石教授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进行系列讲座之机，我们商定了本书的大体框架和主要章节，随即着手约稿、组稿。

经过一年多的前期准备（包括确认文章版权、与作者沟通并提出修改意见，乃至统一体例、核实注释等），我们在2019年将书稿交付北京大学出版社。如今，这本书终于顺利出版了。

《顺流与逆流：重写香港电影史》是一本关于香港电影史的专著。

我们尝试在跨地区、跨学科的格局下，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新的史料重写20世纪——特别是20年代至70年代——的香港电影史。

本书尤其着重探究20世纪30年代沪港两地的电影交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背景下香港电影的文化政治，并试图重新评价香港电影史上那些遭到忽视的重要作者、类型及其他电影现象，以期对香港电影史做出新的阐释和评价。

《新白金龙》（1947）

香港电影百余年的历史，称得上是一段跌宕起伏、顺流与逆流相互纠缠的传奇。成熟的电影工业、丰沛的出品数量，以及人才辈出的创作者和不胜枚举的优秀作品，不仅令香港电影在华语电影的版图中独树一帜，更令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全球观众所熟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电影吸引了各方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其中既包括香港学者、内地学者，也包括欧美等海外学者，推动香港电影史研究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化且颇具活力的学术研究领域。

但是，由于话语体系、研究方法、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研究者在书写香港电影史时交流互动不够，以致出现“自说自话”的局面。

岳枫《血染海棠红》（1949）

《顺流与逆流：重写香港电影史》希望构建一座桥梁，尝试整合不同的观点、视角和学术资源，在对话和交流的基础上，共同推动香港电影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从文章的论述对象上看，本书重点观照香港电影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尝试填补几处空白或盲点；从选题上看，既有对不同年代香港电影史宏观格局的整体性分析，又有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有的文章偏重史实考证，有的文章则将关注点放在重要的电影现象、类型及作者上，还有的文章尝试以新的理论视角重新阐释重要的影片文本。

此外，本书撰稿人的构成，亦体现了国际化、多元化的特点：既有在美国主流大学任教的学者，又有中国内地及香港学者；既有在学术界和批评界声名卓著的资深学者，又不乏崭露头角的年轻研究者。

易文《曼波女郎》（1957）

我们大致以历史发展和研究主题为线索，将全书编排为三部分。这三部分既在主题上有所区别，又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上相互关联，可以相互呼应，共同构成“重写香港电影史”的实践。

第一部分“重访早期沪港关联”主要回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史，尤其是重点讨论早期香港电影与内地电影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粤语片所投射的政治、国族等议题。

第二部分“冷战与香港电影的文化政治”将目光转向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影坛，讨论冷战因素对香港电影的深远影响。

第三部分“类型、作者与文化想象”力图重新评价香港电影史上被忽视的类型与作者，及其背后复杂的文化想象。

本书目录，异常丰富

综上所述，《顺流与逆流：重写香港电影史》所讨论的内容虽不能完整涵盖香港电影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但对香港电影不同发展时期的重点观照，以及新的理论框架和史料的运用，相信会加深我们对香港电影的认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体现当今香港电影史研究的新趋向。

香港电影史还有大量的空白和悬案有待研究者填补和厘清。“重写香港电影史”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本书的编纂仅是一次初步的尝试。我们希望与海内外学界同人一道，整合各方力量和资源，共同推动香港电影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受限于研究周期、资料收集，以及编者、撰稿人的研究兴趣和学术素养等因素，本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疏漏或不足，恳请各位方家和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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