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电影倒退20年
- 编辑:xal577

电影院终于要回来了:7月20日开始,低风险地区电影院开放营业。

大半年来,电影以它的缺席让我们意识到:它不仅仅是娱乐。
看到有人说,复映后要去电影院连看5场,多烂的片都行。心情可以理解,但对烂片的宽容,建议适度。毕竟,华语电影本可以有更丰富、更出色的表达。
前段时间重温一些老电影,就想到了2000年——时光倒退20年。那一年上映的华语电影里,有杨德昌的《一一》、李安的《卧虎藏龙》、姜文的《鬼子来了》、王家卫的《花样年华》、贾樟柯的《站台》、娄烨的《苏州河》、王朔的《我是你爸爸》、陈果的《榴莲飘飘》,等等。
虽然有些是早就拍完的,有些没能在国内公映,但当时这番集体亮相,还是给人一种冲开新局面的期待。
那是香港回归后不久、新世纪的第一年、加入世贸的前夜……
《鬼子来了》
人不就为了
付出代价来的吗
1998年8月,姜文把他为《鬼子来了》选中的日本演员,接到中国来军训。在接风的酒宴上,他借着酒劲儿说,"各位先学着点法语,这片儿肯定能去戛纳而且能得奖。"

去戛纳是2000年,它获得了仅次于金棕榈的评委会大奖。
影片的投资方是从广告转型做电影的华谊兄弟,这是他们投资的第一部电影。
自然,这个投资会超支。
姜文在唐山潘家口水库边的山坡上搭建了一个村庄;把日本演员和留学生送到密云一个武警训练基地军训了一周,直到日本演员都能体会侵华罪行的耻辱;又让中方演员去到农村体验生活。扮演鱼儿的姜宏波,不仅要学着干农活儿,还一直跟着太阳走,好快点把自己晒黑。

原本订购的是彩色胶片,但看了摄影师给演员拍的黑白照片 ,姜文觉得有劲儿,执意改换成黑白的,最后用掉了48万尺胶片。
那场“大哥大嫂过年好”,就拍了一百多遍。

饰演花屋小三郎的香川照之,后来就这段经历写了本《中国魅録——<鬼子来了>摄影日记》。他说:拍《鬼子来了》所用的精力和投入,即便在日本,都够拍7部电影的。
姜文对日本的兴趣,从他1982年在中戏上学时就开始了。当时,班上来了一拨儿日本留学生,和大家相处得很好,但也让姜文觉得奇怪:同样是日本人,怎么就和小时候抗日电影里看到的不一样呢?
他带着问题,后来看了很多亲历过抗日战争者的讲述、小说,读了《菊与刀》《日本与日本人》等著作,也多次去到日本……他要找一下那场灾难的根源,于是想拍一部中日间的故事。

香川照之和袁丁被装进麻袋仍在片场。
有时一扔就是一天。
为此,他还去了趟靖国神社,当时舆论哗然,但他说,“杨子荣还上过威虎山呢”。
“鲁迅对自己民族与文化中某些问题进行讽刺与挖苦,这也是充满了爱的。他为什么不挖苦日本去呀?因为他是想让中国这‘脖’没了,比日本强了,这是最大的爱国。反过来个别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违心地故作赞扬歌颂状,而不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那就像我们片子中的翻译官董汉臣一样了。”
“我觉得通过拍一部电影过嘴瘾是容易的,而且往往能很急功近利地讨点好,但是事情过去之后既不起作用又不能使观众真正进行思考。我拍《鬼子来了》就是试图让观众明白,如果想避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除了过嘴瘾还有什么办法。”

拍最后一场砍头的戏时,姜文本来对镜头挺满意了,但等到第二天,他决定再加个镜头:让蚂蚁在香川的脖子上爬,香川挥刀前要把蚂蚁先弹走。
姜文后来解释说,“日本人做事很认真,这或许和他们较早地进入工业社会有关系,这种认真涉及到各个方面,也包括杀人。那什么事能让这个仪式(杀人)显得更仔细,更讲究,那就需要蚂蚁。”
香川也谈了自己的体会,“日本民族是一个被动的民族……他们其实并不愿意当兵,也不愿意为天皇去送死,但是他们什么都不敢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做给别人看,于是就像演戏一样,投入进了角色之中。花屋小三郎就是这样的人,当兵的时候努力打仗,剥了皮就是农民。姜文看透了日本民族的性格并且表现了出来,我觉得这就是姜文的才华所在。”

持刺刀的年轻人,是一个柔弱、可爱的留学生。
姜文说,要不是战争,你想象不到他会杀人。
影片没能在国内公映。倒是在日本放了,很多人把它和《七武士》相提并论。
拍《鬼子来了》时,姜文35岁。很多人把《阳光灿烂的日子》当他自传,但他说,《鬼子来了》里的马大三才是他的自传,因为他把35年来对恐惧、善恶、死亡、爱恨这些东西,借着马大三梳理了一遍。

多年以后,凭借《让子弹飞》站着把钱挣了时,姜文回顾说,“我觉得人怎么也要拍一些像《鬼子》这样有责任的片子,哪怕付出代价。人不就为了付出代价来的吗,你嘎嘎新生出来,又嘎嘎新还给上帝,有什么用。”
他形容拍这样的电影是:“不但自己要跑得快,还要带着球跑,还要把球踢门里去。”
《一一》
“幸福”的真相
让人紧张而心碎
《一一》的故事,在杨德昌心中盘旋了差不多15年。
他早早就琢磨着要拍一部“家庭”故事,但知道自己太年轻,没办法做好,就一直放在心里。最后决定写出来时,只花了两周。
台湾从经济腾飞、富足,到那个时候,正好显出了困境。故事就在这番愁云中嘈嘈切切地展开。

吴念真饰演了一个在小科技公司里担任合伙人的中年人NJ,由他延伸,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也是都市化时代华人家庭的“幸福”标准像。他努力维持着平和、体面,却难掩背后的疲倦、困惑。妻子的哭泣,妻弟的喧闹,孩子的敏感,初恋的“询问”。还有公司里的鸡零狗碎……它如此丰富,又常看常新。
贾樟柯评价《一一》说,“整部影片弥漫着的‘幸福’真相让人紧张而心碎”,它“平实地写出了生之压力,甚至让我感觉到了疲惫的喘息。”

戏中的每个角色都很普通,都是一些疲惫地争取位置不下坠的中产阶级。“他们身上发生的事,都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那是我构思时的基本出发点。”杨德昌解释说。
影片中一个特别的亮点,是NJ与日本游戏设计师大田的友谊。从家庭到公司,当所有人都在发泄自己的痛苦、困惑时,NJ 尽量默默承受,吞噬着自己的中年危机,而这段淡如水的友谊,帮他守住了一点平衡。

杨德昌说,“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一生中至少都会认识一个像大田这样的人!其实我们都像洋洋,永远对人生都充满了问题,有解决到的,有解决不到的,当有人给我们advice时,就会惊觉身边有一个很了解自己的人!这就是中国人所讲的缘份,‘他’就是个跟你很有缘份的人!在我们生活中,总有一个这样像天使一般的人在身边,当我们面对问题、面对困难时,‘他’能够让我们有解脱的感觉。”

为了省钱,演员们的服装大多都是他的妻子彭铠立从家里凑出来的。所以,NJ(吴念真)穿的西装也不合身,松松垮垮的,很多人以为是要烘托这个中年人的状态,其实只是因为没钱。
影片是日本投资的,在获得戛纳提名后,台湾地区的“新闻局”认为这不是台湾电影,拒绝资助旅费。杨德昌非常伤心。在他生前,都没让《一一》在台湾上映。
2000年时,杨德昌53岁,正是一个导演成熟的年龄。没有人能料到这竟是他最后一部执导的长片。

杨德昌和小演员张洋洋
《卧虎藏龙》
让李安第一次,
有了人到中年的感觉
开拍之前,李安和《卧虎藏龙》的故事,也纠缠了近10年。实际搞起来,花了三年。
时值他步入中年,心中有所感慨,不吐不快。

更确切地说,是他对武侠片的爱恨纠缠,“我爱它,因为它是我们中国压抑社会的一种幻想,一种潜意识的抒发、一种情绪的逃避。虽然是个虚幻的中国,却是一个真实情感的中国。但我恨它的粗糙、不登大雅之堂。老实说,真的不算什么好东西。”
他看到武侠片是海外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佳通道,但港台的武侠片里,极少能与真实情感及文化产生关联,长期停在感官刺激的层次。这种粗劣感让他耿耿于怀。

当然,这也是个机会。
李安后来和贾樟柯聊到这部影片时说,“不要想观众爱看什么,要想他们没看过什么”。贾樟柯说,“我把这句话看做李安的生意经,并记在了心中”。
但这个“没看过”很不好做:要把华语片带到可以与西片力拼的局面,就发现各种后勤补给跟不上,各种平衡要去拿捏。
种种艰辛和应对,在 《十年一觉电影梦》里有详细的记录。总之,他既希望武侠走向大雅,又希望它保持自己的野性。
“我得面对许多两难的冲突,如雅与俗、武打与意境、中与西、古与今,要怎么取舍?如何融合?”
“当时大概一天换一个想法。老是摇摆不定。”

张晋在给章子怡做武术指导
李安自比为过河卒子,认为华语片必须得要转型,否则慢慢地,连自己的华人观众都会丢掉。“老实说,我觉得以现代眼光来看,中国古典的东西的确有不足之处,必须借助西方的知识及手法来补强。”
光是剧本的打磨,就要在中西编剧之间往复几遍。都是他长期合作、信任的编剧,但他又偷偷拿给阿城去改。“希望能兼顾艺术与市场、东方与西方”。

李安说他没想到影片引起这么大的文化效应。 “电影比我大,电影引发的回响又比电影大。”
李安说,《卧虎藏龙》是他拍片最辛苦的一次。但拍完后,也让他第一次有了人到中年的感觉: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已翻过山头,能从层峰看往山下。我第一次感到体力上好像碰到了底,开始得保养,要控制,再也不能纵情,不能任意而为。人生就这么多,要懂得取舍……这是以前走上坡路时看不到的。这使得我行事上比较决断,不会什么都要。”

李安在传记书里说,自己不了解女人,但很擅长女人戏。拍男性气概却很容易变味。
“至今唯一让我觉得男性得很的时刻,就是2000年在法国杜维尔影展做宣传时那五分钟的拍照时间。当时两个女主角一个在拍戏,一个发烧喉咙发炎临时不能来,只有周润发到场。结果记者会之前的集合拍照就只有我和周润发合照,一时间,几十台相机对着我们闪个不停,我顿时感觉自己好像是吴宇森,哇,好满足!”
《花样年华》
“这种变化就是
人生幽微的真相”

如果没有疫情,今年的戛纳电影节本会放映《花样年华》的修复版,以庆祝其首映20周年。目前的消息是,改于本年底在法国上映。
在西方舆论眼中,《花样年华》是王家卫最好的作品,还在2012年被《视与听》列入影史50佳。

《花样年华》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一段被放置在60年代的婚外情:周慕云和苏丽珍,得知他们的伴侣出轨在一起,于是决定扮演这对没有出现的伴侣,推测他们的感情,又将自己的真情藏在表演之中:借着演戏,他们大胆调情;出了戏,又守回谨小慎微的自己。
15个月的拍摄期,在王家卫的电影里不算特别。当然,仍然是反复修改剧本,本来想拍三个故事,结果越来越长,只好集中于其中一个。

它的精华在于气氛的营造上,从服装、美术,到摄影、音乐,甚至,为了还原潘迪华饰演的那类上海人平时的饮食,王家卫还特地设计了一份食谱,请一个上海本地女子来烹调——那是基于他小时候对母亲做菜的回忆。
电影做得非常有形式感,音乐、画面,都是一再重复。这是不是一种形式主义呢?
王家卫解释说,当电影形式上的一切都严密精确、富有规律之时,角色的细微变化、潜藏在暗处之下的东西,才会变得更有趣,“这种变化就是人生幽微的真相”。

影片有一个很关键的概念,“我们不会像他们一样”——不想变成他们出轨的伴侣那样。
于是,感情和理智,反复纠缠、交战,偶尔勇敢跳脱,又阴差阳错误会了。
在王家卫最初的计划里,“梁朝伟向张曼玉告别,留下满心失落的她来到新加坡。张曼玉最终在新加坡找到了梁朝伟,他们共度了一夜。然后梁朝伟向她坦白:‘我这么做是为了报复。我只想要证明你跟我老婆都是同一种人。你也是个荡妇。’这番话伤了她的心。”

“故事的最后是数年之后的70年代,梁朝伟回到香港参加婚礼,在婚礼上偶遇了张曼玉,她已经有了小孩,但从未提起这孩子就是他的。在影片最后,观众能感觉到梁朝伟的悔意。他意识到经过了这么多年,他还爱着她,只是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和公映版本的故事差别很大,但其中看得见、抓不着的怅惘,却是一样的。
它就像人生必须要经历、要体验的旅程,跨过熟龄的心理仪式。王家卫只负责提供感受,每个人都要自己去寻找答案。

虽然是设置在60年代,当时对婚外情仍然不宽容,所以当事人要把感情藏起来,但由此捕捉到的那种对内心不断压抑的隔阂、纠结,却是今天的都市人群,仍能真切体会的隐痛。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现代病。

香港人的体会更特殊一些。
有人认为,《花样年华》是九七回归后的香港人对60年代香港的回忆。那段时空,既是典型的殖民文化,又“对倒”着老上海的记忆。周慕云和苏丽珍在情感上的两难选择,对应着香港文化身份上的困惑。
著名的影评人李焯桃说,王家卫的电影其实从未脱离过香港的现实和历史。“香港只是一处逃避动乱的地方,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自然谈不上归属感。生于斯长于斯的新一代,虽有较强的本土意识,却又与中国(历史)更为疏远……旧的历史被有意无意地压抑,新的历史意识又无法正常地滋长。”

“总觉得天亮了
就会有新的改变”

《花样年华》在2000年香港的票房排行榜中,位列16。《卧虎藏龙》也很惨淡,它吸引港人主要是因为周润发和杨紫琼的回归,结果观众看到的是完全陌生的类型。
那一年,徐克入选法国《电影手册》年度十佳的《顺流逆流》,也是票房惨败。
不过,这仍是港片最后的黄金时代,排在前三的《孤男寡女》《东京攻略》和《阿虎》,算是不俗的商业片。优质文艺作品还有陈果的《榴莲飘飘》,它让22岁的新人秦海璐拿到了金马影后。

《榴莲飘飘》
《榴莲飘飘》在东北拍摄,它和贾樟柯的《站台》一起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当年的港片正在四处出击,探求各种可能性。
在内地,显著的是第六代导演的崛起。

《苏州河》
娄烨的《苏州河》,惊艳亮相。在开拍前,他拿着超8先在苏州河拍了一段纪录片 ,把自己融在了那里。他说,“看的时间长了,这条河会让你看到一切。看到劳动的人们,看到友谊,看到父亲和孩子,看到孤独。”

《站台》
贾樟柯的《站台》拍摄那些留在家乡的人。影片最后,女人抱着孩子在屋中踱步,男人在沙发上熟睡,茶壶如火车般轰响。“没有了青春的人都爱眯个午觉”,贾樟柯写道。
但影片里又弥漫着对外面世界的浪漫幻想。贾樟柯说,那是他真切体验过的东西,“总期待第二天的到来,总觉得天亮了就会有新的改变,就会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
很难说,2000年涌现出这么多优秀的电影,具体是哪些条件促成的。我们能看到,这些影片背后,有创作者把表达的欲望腌制多年的耐心,有向外探索的渴望,有与西片比拼的劲头,又有先死磕自己缺陷的理智,以及那个时代的一种辛苦但充满期待的生气。
就像杨德昌后来因癌症去世时留下的墓志铭:”爱与希望永远不死“(Dreams of love and hope shall never die)。
尊重这样的爱与希望,保护这样的劲头与期待,比很多东西更宝贵。
主要参考资料:
姜文:我为什么要拍《鬼子来了》
叉烧往事:《鬼子来了》20年,他是最“恨”姜文的日本人
李安口述、张靓蓓著《十年一觉电影梦》
电影艺术:《花样年华》:源于美食的私人记忆
《花样年华》幕后花絮
杨德昌:关于《一一》的访谈
《贾想 I——贾樟柯电影手记1996—2008》
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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